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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文学访谈——作家的口述史
（代序）
傅光明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现在已成了颇为流行的一个学术词语，单这个词语而言，它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在1938年创意发明的。不过，正如堪称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第一人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所说，内文斯的功劳只在于发明了这个名词，若就口述历史的传统来说，不论中外，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只是当时没这么叫而已。另一位纯种的美国口述历史专家唐纳德•；里奇，在他那本《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也开宗明义地说：“不同于中世纪流传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记。”
事实上，中国的口述史学传统真是源远流长。汉字的“古”，即指十口相传，意思是说古时候的事若非人们口口相传，根本就保存不下来。像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农、轩辕等诸华夏民族老祖宗的神话事迹，都是这么留下来的。当然，里面包含了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恐怕永远也无从考证出来了。
由于十口相传，人多嘴杂，自然会出现口传的多样化或丰富性。同时，对其内容是真实还是想象，又难以得到印证。这就让后来的正史学家们得理不让人，他们在没有找到物质性证据之前，是决不相信口述传说的。
不过，翻开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不论司马迁《史记》、左丘明《左传》的记传、编年，还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史籍，写作时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列传七十篇，历史被司马迁写得如此鲜活。有趣的像《刺客列传》中的荆柯刺秦王一段：
太史公曰：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
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且知其事，为余道之
如是。
可见，司马迁为了让后人相信荆柯刺秦的真实性，他说是他亲耳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此二人是和夏无且大夫出去玩时，是这位秦始皇的私人医生，亲口告诉他俩说，荆柯刺秦时，他不仅就在现场，还用“药囊”打过荆柯。这段描述或许典型地昭示出，历史也许就是文史不分的二合一。再像那篇脍炙人口的历史散文《鸿门宴》，则更是一篇文学经典。因为，除了《史记》，没有其他的旁证可以考据出，“鸿门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他还专章谈到史料的重要：“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
如此说来，文学访谈录其实也具有受访作家口述史的意味，而作为采访者，充当的就是“为史官搜集”作家言谈的“书记”。其文学的史料记载，或许能为后天的文学史者，在提供“一翔实透辟之叙述”的同时，烙印下作家们不可多得的“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
对于面对面的访谈，我一向乐此不疲。我非常喜欢访谈这种富有亲合力的对谈形式，不正襟危坐当然更好。照我理解，访谈不同于市井茶馆的聊天闲扯，与亲朋密友间海阔天空的“摆龙门阵”也不搭界，它最好是有话题、带目的的精神、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文学访谈要做得深入就更得如此。因为它重在能使一个作家的个体生命，在文学时空的历史记忆里蚀刻下无法磨灭的“过去的声音”。
这里收录了笔者在两年时间里断续采写的对十位作家、学者的访谈录，他们每个人都在那已“过去的声音”里，留下了一隅只属于他/她的多元、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至少那里流露的都是他们的真性情。透过它，或可以追踪周涛诗与散文里粗犷剽悍的“胡儿血性”；寻觅缪斯青睐的“乡愁”以外的余光中；拷问背负着“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的余秋雨；感受感情型作家女人叶广芩的细腻；领略张抗抗富有“作”欲的想象力；思考陈丹燕精神上对欧洲原乡的认知；激赏龙应台阳刚的豪侠与母性的柔肠；赞佩李银河性学研究上孜孜不倦的学术执著；寻觅刘心武甘为文学边缘人的散淡心境；向往铁凝对追求穿越了复杂的单纯境界的那份痴迷。
最后，对他们每一位都能热情而真诚地接受我的采访，致以忠心的谢忱。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1）
周涛：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
傅光明
傅：我想先跟您聊两个定位，第一个是您对自己人的定位，第二个是对自己散文的定位。文学圈里有人送您很多称谓，诸如“军旅文学三剑客”、“新边塞诗的抗旗人”、“新疆文学界的巨人”、“文化游记四大天王之一”、“文坛的翘楚”、“城市的心灵”，等等。还有好多人也许不纯粹是调侃地说，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的新疆珍贵的土特产之一。面对一大堆空洞的光环，您有过哪怕瞬间的晕旋没有？我觉得那都是些单向的限定，干脆称谓您诗人最好。毕淑敏在《天山大侠周涛》一文开篇即称您是“喜玛拉雅鹰的转世灵童”。那么您觉得自己是天山上的“稀世之鸟”呢？还是戈壁上的“荒原狼”？您怎么给自己一个客观的定位？
周：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从来也没有老想着怎么定位。写过诗，但不一定是诗人。因为，他写诗的时候是诗人，未必平时的生活当中事事处处老记着自己是诗人，是吧，平常生活当中你应该是个普通人。我觉得这些称谓都是朋友们的一种错爱、抬爱，“转世灵童”咱担当不起，但人家是一片好意。我觉得，朋友们的抬爱作为文章表述出来，都有些夸张是吧，总是要把这个人说的与众不同，才能表达自己那种友谊。但实际上讲，普通人最合适。土特产也行，我确实有点像土特产。但客观地给自己定个位的话，我觉得新疆解放以后，我能算是在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文学导体。可能也还有别的导体，比如经济的、政治的，都有一些代表性人物。而我是两种文化大规模交融过程下的一个导体。
傅：第二就是想请您谈谈对自己散文的一个定位。徐志摩在他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里说，他思想文化的视野都是康桥胚胎、打开的。
周：康桥就是剑桥吧，我还不太懂。（笑）
傅：您来自西北，精神气质和血脉当中有许多都是西北的东西，您觉得自己的散文，从它的精神脉络、血液、肌理、灵性的东西来考察，是不是有很多是来自大西北的风情、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的特征？
周：那肯定，因为我九岁小学三年级时就到了新疆。跟我父母去了以后，我就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南疆北疆都生活过，所受的文化熏染，除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外，很大成份是西域的，是来自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影响。维吾尔人的、哈萨克人的、回人、乌兹别克人的、塔吉克人的，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西北胡儿”呢？从人种学上说，我填的民族成份是汉族，但要从文化意义上说，我就是在血脉非常混杂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化外之民”嘛。如果从儒教思想上来说，我就是这样。我的散文产生在这样一个地域和文学当中，不管是好还是坏，与内地的很多作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趋取向，人生态度，包括表达方式，都是有区别的。因而，有些人喜欢这种区别，有些人就排斥、讨厌这种区别。这种人生姿态和精神状态，容易引起某一类人的不高兴，我想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反差。
傅：有很多读者读您的散文感觉里边充盈着一种刚柔相济的美，阳刚气实足，有霸气、血气，甚至还有“匪气”，真正开拓了中国散文写作的新境界。我喜欢用“神气儿”这个词，您觉得自己的散文有一股什么气没有。
周：什么霸气、匪气的，我都不反对。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有那些气，自己就觉得有点灵气。
傅：也许是灵气成就霸气和血气。
周：那些气读者说我有，我就得承认我有，是吧。可我自己却从没有刻意追求那种东西，这种气可能和环境有关，也许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
傅：我们习惯上称作“气”的，有一种综合、复杂的很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在里面。
周：实际上，到了大西北，到了新疆，搞文学以来，我自己觉得还多少有一点灵气。剩下的那些气，我自己没有追求过。如果别人说有，我想是那块地域、水土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辐射到我身上，使我的作品里多少有一点。假如有那些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尤其是匪气，其实我“不匪”。很儒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