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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当上编辑
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摘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后记后记
蒋泥
金庸先生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的，虽说他还是著名报人与政论家。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发展成为涵盖了报纸、周刊、月刊、出版社等众多媒体在内的庞大产业，我曾经认为香港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创业的良好基地，只要是能人，想做事，还很难有不成功的。它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视与限制，此前已制订出完备的竞赛规则，它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大学读书时代，我就很羡慕先生的在这一点上的得天独厚，并为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而备觉庆幸。
金庸先生的小说陆续都拍成了电视剧，有港台版，有大陆、港台混合版，有纯粹的大陆版，我是什么版本的都看过，但纯粹的大陆版是揪着心在看，生理上不时会有倒胃现象发生，最爱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制作与表演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陆不在一个级别档次上的。于是我常常叹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东西卖给人糟蹋，连眼皮都不眨。后来又想通了，本质上毕竟他还是位精明的商人，想靠这些人打开大陆市场，一旦站住了，大概将来还会不断有人出来倒腾，慢慢不就可观了么？
从不怎么如意，到自然成熟，是要有摸索过程的。
诚然，金庸小说本身有结构、情节、人物性格诸方面的可挑剔处，太模式化、太脱离实际、太偶然性了等，一般的高品位文化人都当它们是不登大雅的，普通口味的读者却往往喜欢得要命。他的语言、他的叙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学风雅、他从头至尾一环紧跟一环的扣人心弦的情节……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的。作为小说的首要功能——愉悦休闲，它们更是达到了的。
金庸小说艺术的最大特色应该说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个个性格分明，无论怎样不可思议，也都能自圆其说，有时虽与事理欠合，却吻合于情理，让读者不觉生硬难接受。这同样是欧洲小说不同于我们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重视故事大于塑造人物，在这方面金庸恰恰是融合了中外之长的。
我是从初中时开始就成为“金迷”的。记得我一位亲戚家有成系列的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翻得已经不成样子了，掉去封皮，四角卷起，页面污糟，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每次去我都有新发现，并不在意书本身的破损不堪，所以每去串门就赛似过年，以至于延及校园，耽误学业，课上偷看，被拎着耳朵揪起来罚站，接受老师家访，遭到父亲的“棍棒虐待”，至今未对梁羽生、古龙入迷，只独爱金庸，大学时代就斥巨资购得三联版全套《金庸作品集》，没天没黑地挨着读，算是过足了瘾，不再有人管得住我了。不久发表文章为之鼓吹。现在又邀朋呼友以作解读，各说各话，力求全面、深入和周到。
具体行文中，庆东兄“决策”于帷幄，陈珺、吕少刚两位先生随后，解析精微，劳力最多，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毅力，功力亦不凡，真不愧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出身之手笔。这是需要特别加以点示的。
“争议部分”承王彬彬兄以及吴思、陈墨二先生和严家炎老师等诸位方家高人见示，一并致谢。
全书最后之编排、加工等具体事务，由蒋泥完成，遗憾、纰漏难免，其责任亦当在我。
2005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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