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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可以说，这些都是很符合韦小宝的流氓品格的。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韦小宝就是这种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的结合体。作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会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对于封建君主是蔑视的。这种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邓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体现：“彼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故可为也。”韦小宝心里一直都骂皇太后是“老鸨”或“老鸡婆”。对待建宁公主还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龙教教主夫人，都有着这种心理在作祟。或者说，他爱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人，而是通过征服这些代表着权势与高贵的人，从而来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战与征服整个自己原本无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权力与权威的世界。而他对同样是贫贱出身的双儿的态度还是有不同的。当然，尽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严与神圣是一扫而光，但他们毕竟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所以，韦小宝的一些行为准则，包括义气也好，对权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从小最喜欢听的说书而来的。这些说书故事要么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义气或仇杀，或者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故事。同时，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关键是自己的利益。他的仅有的几次伤心与落泪，有的是义气的作用，如以为康熙死了，还有是当吴六奇和隆平被害时。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耍赖，或者说，是慨叹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钱，最不济是被别人欺负实在没办法。他的眼中，是把周围的一切都当成商品一件件地计算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泪水在他的脸上划过更多的是虚伪与欺骗的痕迹。
在这一点上，孔庆东先生作出过这样的评论：“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是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是，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事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使他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关于韦小宝、关于《鹿鼎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半个多世纪以前，王冶秋先生对《阿Q正传》有段著名的评论。在这里，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记》上的话，就是，“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韦小宝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韦小宝还是韦小宝；第七遍，韦小宝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不管读多少遍，但都无可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书。
第三部分 生命·爱情·自由第38节 书生和市民的较量
《鹿鼎记》也是一部关于书生与市民较量的书。
小说的开头写出的是传统文人“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想象。“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书生和侠客，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龚自珍的两首诗中写到的：“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乙亥杂诗之二十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和龚自珍一样，当纸无法或者不能满足铺叙家国想象的需要，当沾饱浓墨的笔无法扫出朗朗乾坤时，知识分子或文人，他们渴望着，能用剑向当权者表示反抗，能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条坦途。这些被塑造的儒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们也必须保持他的温文儒雅。这个时候，也就有了陈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处处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物，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陈近南是一个装扮成文人的侠。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会会众等一帮死士，还有顾、黄、吕、九难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进行反清复明大业时，更有吴三桂、神龙教等与清廷相牵制的力量，同时还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他却无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连陈家洛那样的幸运也没有。论理，作为一个当家的，陈近南远比陈家洛优秀，前者，永远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郑家少爷的百般猜忌和无理取闹，死于其手还要求徒弟不报仇；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处，紧紧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进“反清复明”的目标。后者毕竟还是个有理想但乳臭未干的书生。陈近南这么有才能有气度，却没有赢得陈家洛功成身退那样的潇洒，陈家洛带领一干人众威逼乾隆皇帝，最后远走大漠，而陈近南却连笑都不能笑。他死于一场偷袭，一场跟卑鄙小人有关的偷袭。大人物死在小人之手，这就是他的结局。
然而，这还不是他悲剧的真正所在，他悲剧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视为得力干将的韦小宝，乃是一个只认“有奶便是娘”的市民。市民与书生无高下之别。但我们无法否定的是，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人！这两种人走到一起，无疑将充满悲剧性的冲突。
故事的结局是陈近南被郑克塽杀了。“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陈总舵主虽然英雄卓越，终于不能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他的遗言是：“小宝，天地会……反清复明大业，你好好干，咱们汉人齐心合力，终能恢复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见……见不着了……”这样的话对于韦小宝来说，跟耳边风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择手段为师傅报仇，但也正是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肯刺杀康熙，甚至在神拳无敌夫妇和儿子三人入深宫行刺这样的关键时候，不但不遵师命，而且密报康熙。这等于是出卖自己的朋友。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生履险如夷、逢凶化吉，而且最后还有—次特别的机遇。
这次机遇的发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这些当时大儒作为配角。和上次跟陈近南的晤谈相比，这几个大儒与韦小宝之间的谈话内容上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知识分子或者说书生可以对政治革命有独特的珍视，甚或某种畸形的爱好与怀恋。但如果将之过渡到那些挣扎在平庸中、为了日常琐碎而蝇营狗苟的市民，或许是一种残酷的、毫无人道的激情。小说把儒侠陈近南的事业完完全全托付给市民韦小宝。而这个逻辑是，刘邦是个大流氓，朱元璋是个混混，唐太宗是靠杀了哥哥和弟弟坐上龙椅的，顺理成章地给韦小宝黄袍加身。从书生救国到儒侠救国再到流氓（流氓是市民的一种）救国，这样的逻辑让人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或者说顾炎武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在维护一个虚伪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传统。正如，天地会的人在争谁是正宗一样。
再回到开头见到的那个“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的书生，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如果说，第一回的铺垫给予陈近南的是惊鸿一瞥般的精彩亮相，那么，整个一部书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