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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曾有过炫目的奇景，你不妨将它视为海市蜃楼，但那虹影之美反而更加真切，仿佛就在昨天，依稀就在眼前。无论你以何种方式“遭遇”林徽因这位小龙女，若想尝试忘记她，都需要特殊的本领。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24岁的徐志摩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这注定是古历每月朔日（初一）方可一见的太阳与月亮各在半天的特殊景象，太阳加快步子，异常炽热地吐放着光华，去温暖那一片纯洁的冰魄，却是枉然，月亮受到太阳的逼射，反而更加惊慌地钻进云层，发足西奔，不肯将自己交付出去。不错，林徽因有双重文化教养的背景，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正如一幅名为“梅傲千古”的双面绣，但此时此地她的心智和情感都尚未发育成熟，就算是日后成熟了，她也比徐志摩要保守和务实得多。两人之间，她不是不可以走远，但她不可能走得跟徐志摩一样远；她也不是不可以走近，但她不可能走得像两片相邻的树叶那么近。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伟业定下了基调。
一、不够爱他
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他意犹未尽，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价火直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女孩，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降临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玫红色的故事，而将是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引退。已为人夫、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的性情，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滑稽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望彩虹，对英国文学界的“病西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徐志摩昵称她为“曼殊菲尔”）表现出近乎崇拜的爱慕，16岁的林徽因还不能理解这般炽热的浪漫情怀，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固然能创立一门融贯中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合适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糟糕的表达。因此，尽管他们有缘相聚，也曾用双楫剪开过剑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海德公园的蹊径，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一局难以合龙的感情而折磨自己。林长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他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带着女儿归国，让空间和时间来作客观的裁断。林徽因走了，偌大的伦敦空寂下来，徐志摩极目长天，只见永不开缝的阴霾封锁着穹庐，于是他合上厚厚的日记，任由方兴未艾的情愫在里面哔哔剥剥地烧成一寸寸余烬。
一年之后，1922年10月，徐志摩归心似箭，他在剑桥大学已经打熬两年，却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硕士资格，匆匆忙忙赶回国内，只为了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重续旧缘。他简直不敢相认，这才分别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其秀润的神采殆非笔墨可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那是无远弗届的爱情的光明，昔日被云翳雾笼的大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禁满怀醋意，要问那个创造奇迹的情敌是谁。原来是他，是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成，知道了这个答案，他无从发作，只好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认了？忍了？在情场上，他的确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不怕任何对手，但在对手的身后，若站着严师梁启超，他还有多少胆色？真不好说，他的功力顶多也只能发挥四成，又如何是梁思成的对手？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大受阻遏，他的情绪难免会有些失控，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颀颀的林徽因。那对志趣相投（都热爱建筑学）的年轻情侣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地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梁师弟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人为为庆贺泰翁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翁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常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报纸上还将白发苍苍的泰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清丽脱俗的林徽因形容为松、竹、梅“三友图”。对于这两个谑称，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无奈玉女不恋金童，金童自寻烦恼，徐志摩曾向慈祥的泰翁倾吐了内心的积愫和苦痛。诗人最天真，泰戈尔也不例外，他自以为写过《新月集》，做月老该是分内事。泰翁亲自出马，得来的答复却仿佛是法庭上的终审判决：林徽因的心已经百牛莫挽，完完全全归属于梁思成，旁人不得有非分之想。
山火不烧向这片树林，便会烧向另一片树林。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徐志摩的叛逆性格中含有明显的孩子气。此后，他冒着风险，转而追求师弟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并义无反顾地与之结合，即为明证。他这样做几乎惹恼了整个社会，父亲“只当此儿已死”，恩师骂他个狗血淋头，朋友们劝阻不了，也摇头叹息。正是在这四面楚歌的形势下，爱情的力量，他那股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执拗劲充分体现出来，徐志摩胜利了，同时也就无可救药地失败了。在他的亲友看来，那位挥霍成性的交际花，用情不专的瘾君子，尽管才貌双全，却带着一身“恶之花”的毒质，故而与徐志摩理想之爱的目标相去甚远。由希望堕于失望的徐志摩精神日益消沉，于是发出哀叹：“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此诗作于空难前的半年，真是一语成谶啊。当失望的徐志摩将目光从陆小曼身上游移开去，林徽因纯净而且成熟的美丽又超乎以往地吸引着他。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的感情几经挫折，已变得沉着而深化。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成了徐志摩精神的避风港，昔日慎为之防的梁师弟已不再将可怜的徐师哥拒之门外。陆小曼抓牢了徐志摩的身，林徽因则攥紧了徐志摩的心——她将他的这份感情视为“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然而沪、京两地的这场拔河尚未见出分晓，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正顶着浓雾飞向北京）就轰的一声撞在济南郊外开山村附近的西大山上，骤起的烈焰将那条拔河的长绳拦腰烧断了。
理智果真能管领一切吗？不能，但它是驾驭烈马的一条缰索，对于一位骑术未精的人来说，总还有些用处吧。林徽因所受的东西合璧的教育便提供这样一种“骑手的理智”。她在徐志摩殉难两个多月后写信给胡适，推心置腹地讲出一篇伤心裂肺的话：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不够爱他”，并不等于不爱他，这是林徽因的一句颇有技巧的大实话。爱在潜滋默长，在两端用力拉拽，也是无须讳言的实情。假若徐志摩不死在1931年11月19日，而死在以后的另一时间，就不难预见，一场爱的新冲突终会冰山露出海面，火山喷出烈焰。空难适时地消除了这种可能，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啊！
有一个细节显然不可忽略。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是亲赴现场参与善后事宜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他给妻子林徽因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上烧焦的木片作为纪念品。这块焦黑的木片显然被林徽因当作了徐志摩生命的象征，一直将它悬挂在卧室之中，整整悬挂了24年，直到她告别苍凉的人世。是爱情还是友情？何必非要作出非此即彼的甄别和分辨？它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真情，一份值得纪念到死的深情，这已经足够了。
林徽因有一颗诗质的敏感的心灵，控之在手的理智终究难敌荡之于怀的感情，她勇于承认：“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