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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的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1949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1954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
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
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未犹豫地拿起笔来。
东安市场创建于1903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1930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的母校孔德学校，地处东华门大街，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因此每天学校下课之后东安市场便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人把东安市场比作“马连良”，意为“没黑过”。在那一段很长的局势动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印象中的东安市场却永远是熙来攘往。正如一代京剧明星唱老生的马连良一样，在舞台上占尽风流。然而北京人不知道，而我却亲眼目睹过，在1949年的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也赶上过最“黑”的时刻。记得那次大约是春天，我从香港过海回到九龙，走经弥敦道普庆戏院门口，一看墙上大海报当晚马连良演出的戏码就吃了一惊，他演的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不由得买票进场，并且进到后台；见到马先生说了两句问好的话，他忙着上场我就走出了化装间；只见他的“箱官”坐在大衣箱上叹气，对我说：“跟了马老板二十多年亦没见过他这个唱法……咳……”一边说一边摇头。待我走进场，看见剧场里冷冷清清不过坐了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就更觉伤情惨目，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主要在于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又赶上时局动荡，大陆行将易手以至也影响了香港。当时我也不知马先生何自而来到香港，看来这确是他一生最“黑”的时刻。当然，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横遭凌辱致死，更是惨绝人寰，成为千古遗恨。但是，东安市场却从来都是兴旺的。
很多往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却时时记起在东安市场的一所叫做明星的电影院，由父亲带着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名叫《孤儿救祖记》，甚至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它的某些画面和场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1923年。我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即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但是却从来无人提起，我亦一时找不到人来对证，亦再不记得在这里还看过别的电影。而吉祥戏院直到如今从来都是以演出京剧、昆曲，以及传统及现代题材戏曲节目为主的剧院。
东安市场最吸引我的地方亦不是吉祥戏院而是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叫做杂耍场的地方。杂耍场里品类繁多，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说相声的。那段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蔼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他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相反赵蔼如的模样倒记不真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而耍贫嘴并不见得就会讨人嫌，有时常会把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不无哲理，也时时给人灌输某些知识……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又去了东安市场，直奔赵蔼如的场地。这次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学，赵蔼如一见到就对姑娘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虽然不知道有啥不文明，女同学却臊了个大红脸转身跑了。第二天上学就骂我们缺德带她去听相声，并且问到底是个什么“不文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相声场子里司空见惯，赵蔼如一见有女客来就是这样把姑娘、小姐们打发走。这回是女同学要跟来，我们有什么法子？
是怎么不文明呢？相声表演里有时说些荤话，就是现在的所谓“黄色”，如此而已。其实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譬如专唱京戏的广和楼，当时就不卖女座；亦是由于剧目中，或是对话里有点“荤”的缘故，也就是涉及了两性关系的“性”的问题。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传统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大都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写的是生活，而性是生活里的主要部分。
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针见血的真理，是延续个人、种族、国家的真理。但性又是必须遏制或是控制的，否则便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从古以来都为此设置种种的戒律与禁条，历来无论是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都是道貌岸然地训诫他的臣民和后代儿孙。但是这些人物自己却背着臣民和儿孙干着同样的勾当甚或更为恶劣，这本身便是一种不文明的滑稽表演。近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登载着教育部门关心着在学校里如何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以免由于无知而引发什么不测的后果。提起当年我在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听相声便不由得联想起我最初受到的一些性知识竟是从赵蔼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是生活。
往事忆旧录东安市场怀旧记（2）
所以在生活里听到严厉的家长训斥子女和领导发号施令，我总觉得十分滑稽，马上就会产生联想。
听相声和看别的杂耍一样，都是听完一段就往演员捧过来的笸箩里或地下扔钱。那时候兴用铜板，分大的小的两种，一个大的等于两个小的，扔一个两个就行了。也有不给钱转身就走的，一般坐在四周长板凳上的都会扔钱；而站着听的有些就不给钱了，甚至在一个节目快完之前，没等收钱就先溜了。因为演员会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不给钱就走了的，也会说几句损话，所以不等说就先溜。
所有的表演都是这样要钱的。杂耍场里除上面说的一些项目外，还有算命的、卜卦的、代写书信的，旁边还有小茶馆……但这些地方我都没什么兴趣。
杂耍场是露天的，顶上没有遮盖，碰上阴天下雨便冷清没人来了。
还有我至今记得的是杂耍场里长年停着一辆独轮大板车，上头挂一个一尺多长的牌子，写的是：河间包子。老板是一个中年的胖大汉子，夏天光膀子，冬天穿大棉袄。猪肉包子一屉接一屉蒸出来，热气腾腾，开屉就吃，总是顾客不断。至今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这里的河间包子是最好吃的包子。
当然，学生们下了课到市场，除了玩就是吃。本来“民以食为天”嘛，市场的第一要项就是吃。我这里说的吃，不是说吃什么山珍海味，学生嘛，不过吃一些平常的食品。但现在写吃却也难免要和当前作一些对比，对比之下我总觉得现在过分地铺张浪费了。就譬如吃涮羊肉吧，东来顺至今是涮羊肉的王国。当年的东来顺好不威风，门前两边一顺摆着十来个直径约近三尺的大树干锯成的砧板，每块砧板后面站着一个又胖又壮的彪形大汉，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又薄又亮的大片刀切削羊肉，把整块的冻肉切得纸一样薄。这是专业的切肉师傅，据说当年每人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