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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则算是转抄，但因为我读罢也不禁捧腹，而且不止一丝苦涩，所以还是抄了。
《川上集》为“日记体”，其记事亦有可观者。如记南京凤凰台饭店办《开卷》事云：第二年饭店就评上了四星级。董宁文算了一笔账，《开卷》一年全部开销五、六万元，做广告也就是报纸上一个版的价格。现在看来，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又如记北京“民刊”《芳草地》云：朝阳区的《芳草地》、东城区的《钟鼓楼》……原是为业余作者办的内部小报，七十年代创办，九十年代初无疾而终。今年初《芳草地》重刊，请黄苗子题名，设计成黑白的异型开本，有袁鹰、姜德明、李辉、孙郁等人撰文，高品位，让人喜爱，有保存价值，很快就鹤立鸡群了。
岂不都是孤陋如我者原来知而不详的么。
（2004。4。1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果戈里的人物
中外书籍插图，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精神文明”据说优于外国，在这方面却难称先进。鲁迅小时候“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书”，“图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周作人谈到旧小说绣像时，也“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书房一角·画谱》）。这些长方形的眼睛，比起《十日谈》中人物和《列那狐》中动物有表情的面目来，给人的感觉真是相差太远。即使同在东方，“明刻精品”《金瓶梅》的“大闹萄萄架”、“兰汤邀午战”诸图，持与日本大略同时的春情小说插画相较，也精粗立判。因为西门庆的两支细胳膊断然支不起硕大无比的身躯，西川助、矢野诸人的春画中，则除了对人体某一点作夸张外，整体仍能合乎解剖学的常识。
“五四”以后的文学书籍，尤其是翻译作品，渐渐才有了像样的插图，鲁迅于此功莫大焉。他自译的小说《表》和《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都分别用上了Bruno Fuk和Maiutin的著名插图。他介绍出版并为之作序的《小彼得》、《夏娃日记》等译作，也收入了George、Ralph等人的插画，这些比译文更为有名。《夏娃日记·小引》将Ralph的插图和清季任渭长画的瘦削怪诞的人物相比，说这对于中国“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很有澄清的益处，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引进”对“提高”的意义。这些再加上他译介的插图专辑《〈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母亲〉木刻十四幅》和《〈铁流〉插图》等等，对于现代文学插图的确起了开山和指路的作用。而我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果戈理《死魂灵》的插图。
我喜欢果戈理，首先是由于耿济之译的《巡按》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他那“带泪的微笑”，很打动我的心。《死魂灵》鲁迅的“硬译”比较难读，但有了Agnon精彩的插图，阅读的兴趣依然未减。第七章写梭巴开维支，当大家分头走向笼席时，他却一径跑向早已看准的一尾大鲟鱼，在别人先用小吃下酒谈天之间，很快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待到主人请列位来“尝尝这天然产物”时，“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剩下一个尾巴了”。画中的梭巴开维支，便是迅疾坐到鲟鱼面前正准备埋头大嚼的样子。在杨里昂、彭国梁主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外国卷》中，这副尊容占了整整的一页。
鲁迅译的《死魂灵》也许不大好销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新出了郑海凌的译本，可以为证。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写过一段话；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代替它的有健康的笑。
光赁“听说”，便以为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都不再“含泪”，脸上都浮着“健康的笑”了，这未免过于乐观。现在斯大林早不在了，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却似乎还有生命力，也许永远不会完全为“健康的笑”所“代替”。Agnon所画的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也好像还活着，而且不仅活在梭巴开维支们的国度里，虽然他们的口味是可能变了。
（2004。4。1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天窗
从前住砖墙瓦屋，除了有天井内院的大户人家，内室往往得靠开天窗采光。儿时所见的天窗，是在人字形屋架两面坡屋顶的背风坡上开一豁口，另支小屋顶以遮雨，对外的口子以平板遮蔽；板可活动，上系一绳，需要采光时拉开，冬天或暴雨时则可关上。
后来到了长沙，有两年住在开天窗的屋子里。这天窗却已简化为两排玻璃瓦，只能采光，不能打开出气了。少年多绮思，梦中乍醒，望着天窗洒下来的光越来越明亮，总有好梦难留的一种怅惘塞在心中，苦于无法排遣。假日遇大雨不能出门，又常常仰卧着看雨水从明瓦上迅速地流过，联想到韶华易逝，人生无常，不禁生发出少年人常有的感伤。
有一个冬夜，一觉醒来，满屋漆黑，连屋顶上原来总有的一点微光也消失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本来熟悉的上下四周忽然变成遥远而不可知，不由得害怕起来，有点觉得窒息，钻进被窝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外屋的人起床，一开门觉得特别明亮，原来夜里下了几寸深的雪，看来晶莹洁白的雪其实并不透光，竟将天窗完全遮死。
我想，人类学会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实在是一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是猴子变人重要的一步。而历史变迁，“开天窗”到后世却有了另外的意义。明郎瑛《七修类稿》：今之敛人财而为首者克减其物，谚谓开天窗。
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朝殿试卷忌错落，应试者多习打补子，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粘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
黑吃黑吞财和弥缝考试卷，这就不好说是文明进步不是了。
“民国”时期言论不自由，有所谓新闻检查，报纸和刊物常常整篇整段被删掉。普通的做法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已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但也有检查者疏忽、被检查者躲懒或有意消极抵抗的情形。于是版面上便会出现成片的空白，这也叫做“开天窗”。关于这种“开天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在蒋介石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报曾辟一专栏，评论每日时事，读者颇为欢迎，每天都争着看报上固定地方花边围着的这一块。某日出报前检查官严令：专栏本期太不像话，必须撤掉。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高潮，谁都不愿意碰在枪口上，当然得撤。报纸印出来后，花边围着的一块果然成了“天窗”，只在原该是标题的地方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
“今日无话可说”。
（2004。4。24）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与程巢父先生相识之初，只读过他几篇谈武昌鱼和洪湖藕的散文。对名物的博识和考证工夫，散见于看似平淡却颇含趣味的记叙之中，且不乏婉而多讽之致，正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才知道，写写这类文章，不过是他的精神散步，不过是他作为调剂的一种消遣。
近年来他做的正经工作，如沈曾植研究等，都属于专门，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但他发表在《东方文化》、《书屋》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如今又辑印成这一册的论陈寅恪、胡适的一系列文章，面向大众为前贤说话，我却还看得懂。
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半个世纪前早就有了共识。几十年之后，却还需要人来为他们说话，岂非笑话。不幸的是，笑话却成了事实。如果再倒回去二十多年，则为陈寅恪、胡适（尤其是胡适）说话亦不可能。光有这一条“罪名”，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条件了。
既要为前贤说话，便免不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免不了有所争辩。我不是好辩的人，不想在程君和别人之间来当评判。我以为，只要摒弃了“封建馀孽”、“美国洋奴”这类“国骂”的影响，都能够实事求是承认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便有了“求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尽可以各是其是，各说各话，这不正是陈寅恪、胡适他们终身追求的“允许别人和自已不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真谛吗？
程君在为陈寅恪、胡适说话的时候，比较注意从他们的人格道德方面着眼和立言。《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一文中，详述了陈氏对自已的研究生朱延丰严格要求，甚至力主不派其出洋；但对朱失恋后“两个星期没上课，又不在宿舍住宿”却非常着急，派人各处去找；为了给朱找到“寄托”，还写信给胡适，推荐朱试译西洋历史书。后来朱延丰学业有成，原来被陈氏认为“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的毕业论文《突厥通考》，经过十年“详悉补正”，终于成书出版，陈氏又欣然为之作序。程君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介绍了“这一对清华师弟三十年代初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接着又叙述了最近“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一位终身教授”及其弟子的故事。二者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读了以后，使人不禁为五十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贬值和学术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悲哀，更不禁要掩卷深思其何以致此。这恐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