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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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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老百姓的不满,秦始皇和徐道台开头都是不在乎的。鬼一来就不同了,因为鬼既抓不住,也杀不了。    
    徐公馆里的事情,跟秦朝的天下也差不多。对于老爷和皇帝们,老百姓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只能等鬼来。    
    山鬼来烧箱子剪头发了,徐道台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2003。7。26)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死了还要斗

    纪晓岚谈鬼,自己表白是“如是我闻”,故事提供者有名有姓,简直“无一字无来历”。可是他又要读者“姑妄听之”,不必当真。那么在他心中亦未必一天到晚鬼影幢幢,下笔时想到的恐怕还是活着的人吧,如以下一则:    
    山东人曾英华说,一个秋天的晚上,月色大明,他和几个朋友到田野间散步。忽然从东南方刮起一阵旋风,烟尘滚滚中,只见十来个鬼扭打着一路吵来,喧闹得简直不可开交。    
    他想弄明白鬼们在吵什么,可是鬼话连篇,不甚了了,只勉强听懂了几句,似乎是在争论朱熹陆九渊两派哲学观点的异同。唉!难道斗争了一世还没斗够,死后变成了鬼还要继续斗下去么?    
    曾、纪两位的感慨,我也深表同情。他碰见的鬼,大有鲁迅精神,死了还“一个都不宽恕”,若转世为人,大约不是梁效也是石一歌吧,真想请“走阴差”的到转轮王那里的簿子上去查一查。    
    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好斗。而且他们“横眉冷对”的,并不是在世的秦皇汉武雍正乾隆,而是尽可显示自己的战斗精神却又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无拳无勇的同类。甚至无须主者发踪指使,就能自在滚滚烟尘中争朱陆异同,和两个口号、两条路线之争正是一样。而“喜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直到成了鬼还在互相拉着剃,此诚大可悲也。    
                                                                          (2003。8。2)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土地庙的老鼠

    《曼子春秋》内篇《问上》记录了晏子和齐公的若干次对话。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怕的是什么祸害?”    
    “怕是土地庙里的老鼠。”    
    “这是怎么说?”景公又问。    
    “土地庙是用木头搭起来的,再抹上泥。老鼠看准了这个地方,便在里面经营巢穴。点火扇风用烟来熏吧,怕烧着木头;引水来灌吧,又伯浸坏了泥。所以,上地庙里的老鼠,是消灭不了的。”晏子说:“主公身边的亲信,也像是土地庙里的老鼠。他们对上面伪诈欺瞒,对下面巧取强夺,干尽了卖权卖官的坏事,和老鼠一样该消灭。但是他们有主公作靠山,也是消灭不了的啊!……”    
    土地庙里的老鼠,原文称“社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加上了一只“城狐”。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有云: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    
    城狐就是在城墙下打洞做据点的狐狸。刘向《说苑·善说》则称为“稷狐”(“稷”乃是与“社”并立的五谷之神的坛庙)。孟尝君之客曰:    
    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    
    意思都差不多,都把“人君左右近习者”视为狐鼠,又都说狐鼠为害尚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得所凭依”,人人奈何不得,只能干瞪眼。    
    “左右近习”,今称“身边工作人员”。据说如今的“身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制约着,不得胡来。他们又是经过考察挑选的,本来不应该是坏人。“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不分青红皂白,似乎也不全对。    
    但在当今大领导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的确出了些城狐社鼠。不久前揭发的“河北第一贪”,原来不就是“河北第一秘”吗?如果不是“凭依”了省委第一书记,他能一步登天当上“正厅级”,贪污上千万吗?又能自己闯红灯被交警叫停时,还能吐交警一脸唾沫,叫其立即离岗吗?    
    当然,河北的这只大社鼠是被除掉了。但如果他“凭依”的土地庙没有被扳倒,老鼠夹子又能夹得住它吗?    
                                                                                (2003。3。6)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吃瓦片

    随着房产政策放开,房产市场形成,城市里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还记得五十年前“对资改造”后接着搞“私房改造”,那时兴起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称呼“吃瓦片”的,似乎比资本家还“剥削”些,差不多就赶上乡下的地主老财了。最近看枝巢子《旧京琐记》,才知道这个称呼倒并不是解放后的新发明,卷一“俗尚”中有这样一条: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 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可见在清朝时,北京城里早就有了“吃瓦片”的人。他们还可以像现在散发“谢绝中介”的传单一样,到处贴出招租的小广告,正常地合法地经营自已的产业。    
    在这里我 最感兴趣的是“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这一句。房子不愿租给天津人,枝巢子说明其原因是,早期来北京谋生的天津人,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若近时之高尚”。这看得出对“卫嘴子”的一种歧视,但也说明当时租房的人多招租的房少,才敢于这样挑剔。用现代观点来看,这种地域歧视总是不对的,“贵教免问”的宗教歧视就更不对了。    
    而‘贵旗免问”所指的旗却是“八旗”,此乃大清朝的统治阶级。当然宗室觉罗、贝勒贝子等都有赐第,不会到民间租房子;但最下级的旗丁也有“铁杆庄稼”一分钱粮,房租也是付得起的。为什么“吃瓦片”的也要请他们免问呢?恐怕的确是出于“畏”,也就是害怕吧。    
    平头百姓不敢和带特权色彩的大爷们打交道,看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要说这也是一种歧视,反常的是被歧视者乃是政治上占强势的“领导阶层”。歧视者本来居于弱势,因为有几间房“瓦片”可吃,在社会上也就可以说说话,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贵旗免问”了。    
    辛亥前宣传民族革命,大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亡国之恨。当初扬州嘉定等地的八旗兵弁,恐怕无人敢请其“免问”。但经过若干年互相妥协融合交流,慢慢也就能够“和平共处”了。历史的变化,于细微末节处看来,有时不仅饶有趣味,也很可发人深思。    
    “吃瓦片”的称呼,如今在长沙又有人用起来了。“吃软片”一语,则似乎并未在“贩书画碑帖”行业中复活。代之而起的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种新的职业——“吃软饭”,和买卖字画完全不搭界了。    
                                                                             (2003。5。25)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炒栗子

    《老学庵笔记》是陆放翁的文章,谭嗣同曾批评“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但我并不是做学问的人,不一定只读正经的著述,反觉得记述琐屑正是一种可读性。《笔记》有一条写故都(汴京即开封)的炒栗子,云:“李和家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后金人入汴,被赶到南方的人,想吃李和家的炒栗便没有可能。南宋绍兴年间,陈钱二大臣出使金国到了燕京,“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随从)亦人得一裹”。此两人并未多言,哽咽着说了一句:“是李和儿家的呢。”便流着泪转身离去了。    
    这实在是一则文情并茂的短文。后来清代乾嘉时期以考证学问见长的赵翼的《陔馀丛考》和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都提到了这个故事。赵云:“今京师(北京)炒栗最佳”,应是“金破汴后流转入燕,仍以炒栗世其业”的李和儿家的遗法。郝书则详述北京炒栗的操作和用料,而对放翁的“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表示惋惜。他们的文章虽好,正如周作人所说,却“与放翁原来的感情不相接触”,因为“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可见读小说也要用心才是。周氏《药味集·炒栗子》中有诗一首: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虽是“偶食炒栗,记起放翁来”时所作,却“自有故宫禾黍之思”也。    
                                                                                    (2003。8。12)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书的故事

    书的故事,是八百年前的人陆游告诉我们的。    
    陆游留下的文集和诗集都很厚,在老中华版大十六开的《四部备要》里占了注目的位置,厚达五点五公分。    
    但陆游也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只有六万多字,名《老学淹笔记》。这个故事,就是从这本笔记里看来的,现在用我的话复述如下:    
    晏景初部长(原文为尚书),乃是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晏殊的曾孙,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晏几道的孙子,他曾替一位去世的官员写墓志,写好后先给朱希真看,请朱提意见。朱说:    
    “写得很好呀,只是有句话的下边好像还应该加几个字。”    
    “在哪一句的下面啊?”    
    朱开始有点吞吞吐吐,晏部长却一再请问,最后才指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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