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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曾多次号召领导人多到非洲去，并以身作则，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率团先后访问了北非、东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个国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
1991年元旦过后，我又出访非洲。这一趟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四国。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样的安排，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纳米比亚六国，并过境南非。
从此，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我都是去非洲访问。我算了一下，从我担任外长起，总共出访非洲12次，除了少数几个非建交国，我几乎走遍了非洲，其中有些国家不只去过一次，结识了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
在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中，我明显感到，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非常不满。
1992年，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曾对我说，非洲两年来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狂热。贫穷和自由互不相容，饥饿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喀麦隆比亚总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1987年访华的情景，说中国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告诉我，喀麦隆近年也开始了民主进程，一个1200万人口的国家出现了70多个政党，又加上外来干涉，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他说，喀麦隆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但有人利用这类崇高理想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非洲领导人中也属老资格了，执政已有36年。30多年来，政敌反对他，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他多次遇险，却大难不死。20世纪90年代，他在非洲多党制的风潮中亦未落马。1995年我去多哥访问时，埃亚德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两万多人的游行，表示欢迎。谈到人权时，他气愤地说，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也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
非洲共有53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世界和平离不开非洲的稳定，世界经济的繁荣也不能以牺牲非洲经济发展为代价。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断为非洲说话。中国完全尊重非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内团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进行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要求减免债务，维护经济利益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等一系列合理主张。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非洲人连任。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支持。
第八章 非洲情结与南非接触
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非洲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非国内情况的变化，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托南非中华总公会主席梁兆礼先生，向中方传递愿意发展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建交的口信。5月，中方通过梁先生转达口信，对南非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赞赏，并希望南非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开明政策。至于开展双边交往，中方表示，愿在条件成熟时予以认真考虑。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传递希望建立关系的信息，并感谢中国在发展两国关系和支持南非国内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进行默契配合。显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同南非建立正常关系。不过，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南非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1991年，南非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团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记法》行将废除。这标志着这种违反人权、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成为历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寻求妥协的政治意愿。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这时，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态度出现了较大松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也开始大幅放松。
我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之一即将消除，但另一障碍——台湾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秘密来华，随行的还有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伊文斯、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机场的一间休息室同他会面。会面后他就当即乘飞机离开。
博塔在1977年45岁时就出任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南非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曾发表言论说，如白人种族集团的权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宪法结构中，可以有黑人总统，因此曾受到过党内保守人士的训斥。
会见时，博塔首先向我解释说，南非白人的主体是荷兰人，他们很早就到非洲了，应该说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国人到了北美，被称为美国人一样。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南非，战胜了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南非随即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因此，谈南非白人，不能笼而统之，英国人是侵略者，荷兰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展情况以及南非政府的有关政策。
我表示，你介绍的南非历史，根本没有把黑人看成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南非白人政权奉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对他说，南非是非洲重要国家，中国是亚洲重要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国关系应该向前发展。两国外交部官员已经有所接触，中方建议互设机构，建立直接联络渠道。中国新华社也准备向南非派常驻记者。总之，双方可先进行些接触，然后再探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博塔说，要相互交往，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十分重要。欢迎中方到南非设立常驻机构。过去受西方新闻媒体宣传的影响，南非多年来对中国有许多误解。现在，中国正在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方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若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话，在下个世纪，必将成为最伟大的强国之一。
博塔注意到了我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醒，他接下来谈了一大段话，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他说，南非与台湾的关系由来已久，是在当时南非十分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如今解决起来，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南非坚持一个中国、一个国家的观点，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中国能够克服分裂，实现统一。
博塔访问回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称此次访问颇不寻常，感谢我给了他及其国家特殊和重要的礼遇。他在信上说，会谈“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历史性的首次接触”，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非凡的历史。相信中国将在非洲大陆及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良好的关系中获益甚多。我们极为重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适时得到发展。由于我们的这一会见，在目前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的渠道已经开通。”
南非新闻界披露了博塔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外交突破，为双方未来的官方接触铺开了道路，并猜测，双方可能会以科学、文化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形式，在对方领土互设“间接代表机构”。
就在这一年，经过多次秘密磋商，我们和南非就互设非官方机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92年2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同年3月，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北京正式挂牌。
第八章 非洲情结 过境约翰内斯堡
1992年1月，我准备出访西非五国，在外交部的出访请示报告上，我加上了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当时，纳米比亚刚刚独立一年多，是进一步加强往来的好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一般都有直达航线，而彼此之间的航线却很少。我访问西非的最后一站是加纳，从加纳到纳米比亚没有直飞的航线，必须经过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从那里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去纳米比亚。这样的路线安排，就有了一个过境南非的机会，要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停留转机。
中方就此同南非方面联系，南非方面很快同意，并表示愿为我们一行提供一架专机，将我们送到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去参观访问，并在那里会见博塔外长，然后，再送我们直飞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因此次仅是过境，又是对博塔在北京机场见面的回访，并非正式访问，所以，我谢绝了南非方面的热情邀请，仅同意在约堡机场与博塔外长会面。
会见中，我们就南非形势、非洲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博塔介绍了南非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示非常赞赏，相信南非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关系将会不断发展。他说，他不会放弃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努力，并感谢我去年对他的热情接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见面。
我说，自上次会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尽管离达到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路要走，但目标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