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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 这样做的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 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时，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到了进攻的顶点。 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很可能再也不能打垮敌人了。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十分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 总而言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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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 倘若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 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我们还不至于这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会存在的。 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 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 我们在这里谈的也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 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会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再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 前一个胜利对于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 可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便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正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都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 只要再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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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时，结果就完全失败了。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会是值得的。拿破仑１８１２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一观点。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像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能真正被征服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令它屈服。 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要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 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会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及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的合理的目标。他统率其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地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 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且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在这里他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 他过去也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所以，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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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不应该指责他。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正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 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 也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我们认为，在１８１２年的战局中谁要是仅仅由于遭到巨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为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批判能力的人。如果拿破仑真的像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能首先确保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了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会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并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令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
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像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像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利用好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子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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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１８１２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也是忠诚的、坚定的，即，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 或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 我们认为，假如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此种打法。拿破仑在东方没有像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 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并不在于前进太远，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实在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相当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俄军为了彻底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了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 理由如下。 第一、这一点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被切断退路的敌军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可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如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 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很早以前我们就驳斥过了。人们如果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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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逼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 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终于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
，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还可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 ——甚至在１１月，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十分大的。 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与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了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在１８１２年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那么，即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会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与它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 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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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