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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当交代以下。我第一次见到马修斯文尼,是在都柏林克拉夫顿街的伯利博物馆。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他的第四部诗集《蓝鞋》在爱尔兰首发,时间正巧是我到博物馆,在其著名的大咖啡厅的楼上大厅朗诵诗的前一天。马修说服他的编辑(如今也是我的编辑)多留一天,两人一起来听我朗诵。我们在都柏林的共同朋友,诗人兼小说菲利普凯西,曾替我们交换过诗集,此后我们经常通信,互道雅慕,谈文论友,虽从未谋面,熟悉已如故交。按当地习惯,我们去了格罗根酒吧。他对我的朗诵称赞有加,对我因职业之故熟悉各种疾病和病理深感兴趣,和我一样爱穿黑衣(我穿黑衣也是职业之必需),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这次见面为时甚短,酒吧里也太吵。我的时差尚未调整过来,马修呢,尚未完全从前一夜的疲劳中恢复。但令人高兴的是,这只是此后一系列交往的开端。在英国,在爱尔兰,在密歇根,我们都享受到对方家居的舒适,妻子的热情,孩子的可爱,朋友的友善。我俩的诗,批评家说题材近似,如国内的灾难,面临的危险,以及神秘奥妙的死亡,但处理却很不一样,大家聊起此道更是投机。
在伦敦的作家和老饕圈子里,斯文尼被形容为一个讨人喜欢的、神经质的疑病症患者。他偶感风寒,便觉得是肺结核;头痛,便怀疑生了脑瘤;发烧,可能是脑膜炎;宿酒未退,是消化性溃疡;大便不准时,是肠梗阻或结肠癌;除了未曾怀疑自己怀孕,所有已知的疾病他统统来过一遍,直到检查确诊才放心。事实上,他连经前期综合症都去查过,而大家也不怀疑他会得这种妇女病。他到处咨询请教,手头上有一长串专家名单,附以手机号码。他的医护大军中有心脏病和直肠病医师、针灸师、免疫学家、口腔医生、肿瘤专家、行为医疗师,还有当地一些宗教和半宗教组织的心理医师和整体疗法专家。家里的电话上已预先输入这
些人的号码,以便需要时一拨便通。他大部分教友的胸章上,写的是“紧急情况时打电话给牧师”,而斯文尼的却写着:“叫急救车。叫医生。采取全面预防措施。”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2)
他曾向人请教过人类所有已知的疾病,从A字母打头的阿伯斯—勋伯格氏病,到Z字母的结核菌感染,想象自己患了所有这些病。有些物种和亚种之间从未听说过的怪病的互相传染,更离奇地加重了他的忧虑。但猪流感、鹿虱、犬类白血病、棕蝠症,以及鹦鹉热,在每一季度的身体检查中倒是可以排除。
他还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已知的唯一的疯牛病幸存者。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因为吃了“海滨辛普逊”餐馆一份配以熏鱼和煮蛋的瘦牛肉当作早午餐之后染的病。马修选择饭馆,常常参考伦敦《观察家》的推荐。报上对法国南部菜式中的蘑菇的讨论,使马修相信,蘑菇是有毒的,误食了蘑菇务必叫医生。
人们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曾向马修建议,以亲身体会写一本关于疑病症的书,可是天哪,马修觉得把握还不大。
尽管别人对马修报之以怀疑和嘲笑,我有时想,也许马修正是一个先知,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一个预言家,都市大漠里难得的清醒声音,他呼喊着:末日已近,比你想到的更快。
伦敦吸引斯文尼的地方,除了便利的公共交通、文学氛围和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还有饮食。英国人对烹调兴趣缺缺,毫无天才,因此引进了前大英帝国疆域内的一切佳肴。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国哪一地区哪一民族的菜食你在伦敦找不到。马修则把品评这些美食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简直就是味道学专业的高材生,天生的品味和美食大师。在长期的体验中,他发现了全伦敦最好的泰国餐(南肯辛顿区的Tui)、阿富汗餐(帕丁顿街的“沙漠商队客栈”)、印度菜(苏豪区的“红堡”)、中式点心(唐人街的“海港城”)、面条店(大英博物馆后斯特雷森街的“瓦加玛玛”)和咖喱素食馆(图登汗法院路站后面小巷子里的“曼迪尔”)。对人而言,品味的国界是无边的,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斯文尼浸淫于各种前所未知的食物里,宛如都市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珍鸟。
黄雀吃蓟,鹈鹕想鱼,游隼喜肉,蜂鸟吸吮甘甜的果汁,马修的无边渴望与伦敦的全球餐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食在他心中犹如满天繁星,今天哪一颗亮得更耀眼,他就选定哪一颗。在他的探险中,常有自愿的同行者,或是诗界同行,或是别的食客,他们觉得与马修一起用餐是难得的实习机会,花点钱太值了。(写下那些在文学界和美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实在是很难抗拒的诱惑。好在我习惯了。即使略而不提是个错误,也比挂一漏万好。)
此外还得提一下,马修自己也是个烹调高手,从选菜配料,洗切煎炸,到摆出宴席,开怀享用,每一步骤都带着他鲜明的风格。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因为他对食物的情有独钟——发自感官、肠胃和心灵深处的喜爱——与别人所说的他的疑病症实在巧合。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生之短暂的特异敏感,对人类生存之本能的敏锐感受,也正与此契合。
在图登汗法院路站的一家日餐馆吃生鱼片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日本人每年多少人因食用处理不当的河豚而送命(最新统计,刚好五百出头)。是所吃的食物决定了谈话内容吗?有一次,我们在学做曾在诺西亚的“法兰西斯餐馆”品尝过的一道拿手菜,意大利翁布利亚风味的香肠和小扁豆时,马修突然问我:对尿道感染、男人性功能障碍、结肠炎和憩室炎了解多少?知不知道常年胃胀有什么先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他对香肠和小扁豆有所怀疑?食物和他对灾祸的恐惧是不是有关联?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有一次,在密歇根,我们一早钓到一条鳟鱼,在厨房切小香葱作调料时,他的话题忽又转到显微手术可能有的危险。“手腕出点小毛病,”他说,“你可能就没法走路,没法说话,甚至整个后半辈子都过得凄凄惨惨。”还有一次,在克莱尔我的农舍附近的餐馆,面对端上桌的我敢说是全世界最棒的龙虾,马修开始问我关于意外死亡,特别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法医学是不是能够证明,如他希望的那样,死亡发生在坠落过程中,人不是在着地时活活摔死的。
每当有人问我马修为何如此敏感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力尽所能地回答,如果我也不懂,争取提供一些书目让他找到答案。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得设法弥补。
关于这个从高处坠落的问题,我向马修介绍了一个获得很高评价的理论,最初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大意是,生物面临巨大的威胁时,机体便开始进行腺分泌和其他生化反应,导致集中神经细胞活动的大脑突触团阻塞,引起昏迷。坠落者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摔死,受伤后经抢救在医院苏醒;另一种情形是,摔下去,一命呜呼。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撞上地面,或者说,地面如何撞上他的。
马修听了我的话,呆了半晌,这才吃起龙虾,加上一小块黑面包,一点其他的菜。斯文尼这次是全家来西克莱尔作客,他的夫人罗丝玛丽不顾反对,坚持让孩子自取餐具,自己敲碎龙虾壳。我从她的蓝眼睛里看出她在一心忍让。和马修这样的作家生活在一起,非得有圣徒的品性不可,能分担痛苦,能理解人。我在妻子玛丽的眼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我想,换个话题会轻松些,便谈起牙齿矫正,青少年的成长,宇宙的形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但在马修的眼中,仍残留着一丝怀疑、一些不满足和徘徊不去的疑惑。就是这种合理的疑惑,洗刷无数无辜者的冤屈,甚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们用餐的曼纽尔迪卢西亚(迪卢西亚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舰队因为暴风雨在西克莱尔海岸搁浅,逃上岸的水手绝大部分被当地的爱尔兰人杀死,只有寥寥几人幸存)餐馆坐落在高崖上,俯瞰着基尔基和卢普黑德西南犬牙交错的海岸,这也许是马修想到坠落的原因吧!这种险恶的地形,也许让马修回想起他度过童年的爱尔兰最北端的马林头,那里的土地高出海面足足半哩。我呢,则想到我的同胞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反常之魔》形容的就是当我们站在危崖的边缘时,内心常有的“跳下去”的冲动。坡的意思是,事物在被创造的同时,内心已埋下毁灭的种子。这话或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说的
?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