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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当交代以下。我第一次见到马修斯文尼，是在都柏林克拉夫顿街的伯利博物馆。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他的第四部诗集《蓝鞋》在爱尔兰首发，时间正巧是我到博物馆，在其著名的大咖啡厅的楼上大厅朗诵诗的前一天。马修说服他的编辑（如今也是我的编辑）多留一天，两人一起来听我朗诵。我们在都柏林的共同朋友，诗人兼小说菲利普凯西，曾替我们交换过诗集，此后我们经常通信，互道雅慕，谈文论友，虽从未谋面，熟悉已如故交。按当地习惯，我们去了格罗根酒吧。他对我的朗诵称赞有加，对我因职业之故熟悉各种疾病和病理深感兴趣，和我一样爱穿黑衣（我穿黑衣也是职业之必需），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这次见面为时甚短，酒吧里也太吵。我的时差尚未调整过来，马修呢，尚未完全从前一夜的疲劳中恢复。但令人高兴的是，这只是此后一系列交往的开端。在英国，在爱尔兰，在密歇根，我们都享受到对方家居的舒适，妻子的热情，孩子的可爱，朋友的友善。我俩的诗，批评家说题材近似，如国内的灾难，面临的危险，以及神秘奥妙的死亡，但处理却很不一样，大家聊起此道更是投机。
在伦敦的作家和老饕圈子里，斯文尼被形容为一个讨人喜欢的、神经质的疑病症患者。他偶感风寒，便觉得是肺结核；头痛，便怀疑生了脑瘤；发烧，可能是脑膜炎；宿酒未退，是消化性溃疡；大便不准时，是肠梗阻或结肠癌；除了未曾怀疑自己怀孕，所有已知的疾病他统统来过一遍，直到检查确诊才放心。事实上，他连经前期综合症都去查过，而大家也不怀疑他会得这种妇女病。他到处咨询请教，手头上有一长串专家名单，附以手机号码。他的医护大军中有心脏病和直肠病医师、针灸师、免疫学家、口腔医生、肿瘤专家、行为医疗师，还有当地一些宗教和半宗教组织的心理医师和整体疗法专家。家里的电话上已预先输入这
些人的号码，以便需要时一拨便通。他大部分教友的胸章上，写的是“紧急情况时打电话给牧师”，而斯文尼的却写着：“叫急救车。叫医生。采取全面预防措施。”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2）
他曾向人请教过人类所有已知的疾病，从A字母打头的阿伯斯—勋伯格氏病，到Z字母的结核菌感染，想象自己患了所有这些病。有些物种和亚种之间从未听说过的怪病的互相传染，更离奇地加重了他的忧虑。但猪流感、鹿虱、犬类白血病、棕蝠症，以及鹦鹉热，在每一季度的身体检查中倒是可以排除。
他还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已知的唯一的疯牛病幸存者。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因为吃了“海滨辛普逊”餐馆一份配以熏鱼和煮蛋的瘦牛肉当作早午餐之后染的病。马修选择饭馆，常常参考伦敦《观察家》的推荐。报上对法国南部菜式中的蘑菇的讨论，使马修相信，蘑菇是有毒的，误食了蘑菇务必叫医生。
人们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曾向马修建议，以亲身体会写一本关于疑病症的书，可是天哪，马修觉得把握还不大。
尽管别人对马修报之以怀疑和嘲笑，我有时想，也许马修正是一个先知，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一个预言家，都市大漠里难得的清醒声音，他呼喊着：末日已近，比你想到的更快。
伦敦吸引斯文尼的地方，除了便利的公共交通、文学氛围和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还有饮食。英国人对烹调兴趣缺缺，毫无天才，因此引进了前大英帝国疆域内的一切佳肴。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国哪一地区哪一民族的菜食你在伦敦找不到。马修则把品评这些美食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简直就是味道学专业的高材生，天生的品味和美食大师。在长期的体验中，他发现了全伦敦最好的泰国餐（南肯辛顿区的Tui）、阿富汗餐（帕丁顿街的“沙漠商队客栈”）、印度菜（苏豪区的“红堡”）、中式点心（唐人街的“海港城”）、面条店（大英博物馆后斯特雷森街的“瓦加玛玛”）和咖喱素食馆（图登汗法院路站后面小巷子里的“曼迪尔”）。对人而言，品味的国界是无边的，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斯文尼浸淫于各种前所未知的食物里，宛如都市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珍鸟。
黄雀吃蓟，鹈鹕想鱼，游隼喜肉，蜂鸟吸吮甘甜的果汁，马修的无边渴望与伦敦的全球餐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食在他心中犹如满天繁星，今天哪一颗亮得更耀眼，他就选定哪一颗。在他的探险中，常有自愿的同行者，或是诗界同行，或是别的食客，他们觉得与马修一起用餐是难得的实习机会，花点钱太值了。（写下那些在文学界和美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实在是很难抗拒的诱惑。好在我习惯了。即使略而不提是个错误，也比挂一漏万好。）
此外还得提一下，马修自己也是个烹调高手，从选菜配料，洗切煎炸，到摆出宴席，开怀享用，每一步骤都带着他鲜明的风格。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因为他对食物的情有独钟——发自感官、肠胃和心灵深处的喜爱——与别人所说的他的疑病症实在巧合。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生之短暂的特异敏感，对人类生存之本能的敏锐感受，也正与此契合。
在图登汗法院路站的一家日餐馆吃生鱼片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日本人每年多少人因食用处理不当的河豚而送命（最新统计，刚好五百出头）。是所吃的食物决定了谈话内容吗？有一次，我们在学做曾在诺西亚的“法兰西斯餐馆”品尝过的一道拿手菜，意大利翁布利亚风味的香肠和小扁豆时，马修突然问我：对尿道感染、男人性功能障碍、结肠炎和憩室炎了解多少？知不知道常年胃胀有什么先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他对香肠和小扁豆有所怀疑？食物和他对灾祸的恐惧是不是有关联？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有一次，在密歇根，我们一早钓到一条鳟鱼，在厨房切小香葱作调料时，他的话题忽又转到显微手术可能有的危险。“手腕出点小毛病，”他说，“你可能就没法走路，没法说话，甚至整个后半辈子都过得凄凄惨惨。”还有一次，在克莱尔我的农舍附近的餐馆，面对端上桌的我敢说是全世界最棒的龙虾，马修开始问我关于意外死亡，特别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法医学是不是能够证明，如他希望的那样，死亡发生在坠落过程中，人不是在着地时活活摔死的。
每当有人问我马修为何如此敏感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力尽所能地回答，如果我也不懂，争取提供一些书目让他找到答案。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得设法弥补。
关于这个从高处坠落的问题，我向马修介绍了一个获得很高评价的理论，最初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大意是，生物面临巨大的威胁时，机体便开始进行腺分泌和其他生化反应，导致集中神经细胞活动的大脑突触团阻塞，引起昏迷。坠落者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摔死，受伤后经抢救在医院苏醒；另一种情形是，摔下去，一命呜呼。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撞上地面，或者说，地面如何撞上他的。
马修听了我的话，呆了半晌，这才吃起龙虾，加上一小块黑面包，一点其他的菜。斯文尼这次是全家来西克莱尔作客，他的夫人罗丝玛丽不顾反对，坚持让孩子自取餐具，自己敲碎龙虾壳。我从她的蓝眼睛里看出她在一心忍让。和马修这样的作家生活在一起，非得有圣徒的品性不可，能分担痛苦，能理解人。我在妻子玛丽的眼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我想，换个话题会轻松些，便谈起牙齿矫正，青少年的成长，宇宙的形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但在马修的眼中，仍残留着一丝怀疑、一些不满足和徘徊不去的疑惑。就是这种合理的疑惑，洗刷无数无辜者的冤屈，甚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们用餐的曼纽尔迪卢西亚（迪卢西亚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舰队因为暴风雨在西克莱尔海岸搁浅，逃上岸的水手绝大部分被当地的爱尔兰人杀死，只有寥寥几人幸存）餐馆坐落在高崖上，俯瞰着基尔基和卢普黑德西南犬牙交错的海岸，这也许是马修想到坠落的原因吧！这种险恶的地形，也许让马修回想起他度过童年的爱尔兰最北端的马林头，那里的土地高出海面足足半哩。我呢，则想到我的同胞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反常之魔》形容的就是当我们站在危崖的边缘时，内心常有的“跳下去”的冲动。坡的意思是，事物在被创造的同时，内心已埋下毁灭的种子。这话或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说的
？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