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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须是对处女贞操尚不重视——事实上直到唐代仍是不十分重视的——才行，因为此三月之内夫妇之间当然要发生性关系。
女子主动提出离婚，同样可以实行。传说中的姜太公就有这样的遭遇，《说苑？尊贤》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不少现代人认为古代中国妇女没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这是误解。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在汉代，妻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离婚，而且能够获得舆论支持和法律认可。这些条件是［17］：
丈夫操行不良。
丈夫有恶疾。
丈夫家贫难以共同生活。
男女双方家庭矛盾尖锐。
如按这些条件来看，朱买臣妻之求去，合于第三款条件；而《孔雀东南飞》故事中的刘兰芝，也可以援第四款而要求离婚（如果她不那么在乎焦仲卿的话）。
汉朝还有一件离婚事例值得注意，即汉武帝的生母、景帝王皇后的婚史，她是前文再嫁事例中提到的臧儿之长女，《史记？外戚世家》载其事云：
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她与王仲所生）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
臧儿因卜筮之言，相信自己两女皆当大贵，就让已为金王孙之妻的长女离婚，转而将她献给太子。不久太子即皇帝位，即汉景帝。后来汉武帝即位，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去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姐姐从民间接回宫中相认。臧儿让女儿离婚，出于势利，固不可取；但此女后来贵为皇后、太后，却并未因以前的婚史而蒙羞，武帝接异父姐姐回宫同享富贵，可见也不讳言此事。如果与当今征婚启事中“有婚史无孩”、“有短暂婚史”等套语背后的心态相比，汉朝人恐怕更坦荡得多。
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及诗文中留下大量事例［18］。而敦煌卷子中保存下来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具有特殊价值，尤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一为：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斯○三四三）
这看来是一场协议离婚，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特别是对“妻娘子”的一大段祝愿之辞，颇显宽容大度之态，特别强调了女子另结美好姻缘的前景。其二为：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 年 月 日 乡百姓 甲放妻书一道。（斯六五三七）
立意及格式皆与前一份相仿。另有一份（亦在斯六五三七）则有对妻子的指责之辞。从这些文书看来，似乎也有某种熟套格式；但这种格式化离婚文书的流行，正可说明当时“协议离婚”是相当普遍的［19］。
前面已经看到，许多婚外性关系放荡的著名事例都出自公主，她们的改嫁更是司空见惯——有时两者还会结合在一起，安乐公主就是明显的例子：她先下嫁武崇训，“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20］，丈夫死后，索性嫁给情夫。公主们的放荡和改嫁之所以常见，有着各种原因。这些原因中较表层的容易想见（如权势之类），但有一条比较深刻的原因，应该略加阐发。
由史实可知，在汉、唐统治者看来，公主是一种可以为政治服务的颇为重要的性资源，发挥这种性资源效用的途径就是为公主缔结婚姻。公主下嫁，可以与邻国或敌国结好（所谓“和番”），可以笼络功臣（下嫁功臣或其子），可以为皇室点缀增光（与著名高门士族联姻），可以安抚被征服之国的旧主旧将，等等。所有这些婚姻，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万一其中恰有爱情，自是上上大吉；但多数情况下主要的意义是政治。“尚主”从理论上说是极大的荣宠，实际上许多臣下视之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娶了一位公主回家，就在“男尊女卑”的固有格局中出了例外，公主骄横无理起来，休又休不得，罚也罚不得，压也压不住。有时可以闹出骇人听闻的惨剧［21］。另一方面，公主们在这种政治婚姻中得不到爱情，也同样痛苦，结果往往以淫乱放荡作为某种补偿。唐代在男女关系上本来就开放，这些金枝玉叶的公主们男宠成群，纵情淫乱，成为一种时尚。有人说唐代公主是男女关系上最开放的群体，其实这一断语推广到此前各朝也同样正确。
坦荡时代：往日及其余韵女冠风流（1）
关于唐代女道士，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在一些当代论著中流行这样的看法：唐代女道士近似娼妓，甚至就是娼妓。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证据，则是女道士们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
唐代女道士的主要来源有四：自愿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被简放的宫女、被遗弃的姬妾和不再当红的妓女。由于唐皇室崇道甚力，道教在唐代十分繁荣，因此这些女子能够得到供养而不至有衣食之忧（第一类人别有后盾，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使得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参诵道书、习学歌舞和作诗；同时也有条件修饰容仪、讲求妆束并美化居住环境。这就是唐代文士诗歌中常常将女道士描绘形容为“仙女”、“仙子”，将她们的道观比喻为“仙境”、“仙乡”的物质条件。
在女道士中，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当然是上层，她们领导着有关的潮流和风尚。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公主和贵族女子是在性关系方面最为开放的群体，因此她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和作风不可能不影响她们的“道友”。
最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必须注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除娼妓而外，女冠（或女尼）们是另一个“无主”的女性群体，使男性可以完全合法地将性兴趣指向她们并被接纳［22］。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其余的女性都是“有主”的，或属于帝王，或属于男性家主，未婚女子也受到他们的监护。男子若将性兴趣指向“有主”的女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尽管实际上也可以通奸淫乱）。附带说一下，旧时“寡妇门前是非多”之谚，原因也在于此——丈夫一死，她暂时成为“无主”，男子的性兴趣可以相当合法地指向她，所以是非多；若赶快结束这一状态，要么改嫁，要么宣布“守节”（这样就可获得夫家的监护），就可重归“有主”而安定。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女道士之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试想这些身世经历不同寻常的、美貌的、有文化的、有艺术修养的、在性观念方面又非常开放的、而且是男子可以合法地与之调情乃至求爱的女道士们，会何等地令唐代的文士们心往神驰、梦魂颠倒啊！关于他们对女冠们的赞美、爱慕、幻想乃至“梦想成真”的浪漫恋情，文士们留下了无数诗章：
月帔飘飘摘杏花，
相邀洞口劝流霞。
半酣乍奏云和曲，
疑是龟山阿母家。［23］
芙蓉脂肉绿云鬟，
罨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
不知何事忆人间？［24］
夜静门深紫洞烟，
孤行独坐忆神仙。
三清宫里月如昼，
十二宫楼何处眠？［25］
水思云情小凤仙，
月涵花态语如弦。
不因金骨三清客，
谁识吴州有洞天？［26］
凤管箫声来未足，
懒眠秋月忆萧郎。［27］
第一莫寻溪上路，
可怜仙女爱迷人。［28］
共知仙女丽，
莫是阮郎妻。［29］
绰约小天仙，
生来十六年。
姑山半峰雪，
瑶水一枝莲。
晚院花留立，
春窗月伴眠。
回眸虽欲语，
阿母在旁边。［30］
以上所举，只是极小一部分例子。到了晚唐五代，许多用词牌为《女冠子》、《天仙子》所填的词，也大量歌咏女冠与文士之间的浪漫情事，有些还颇为香艳。比如温庭筠《女冠子》有句云：“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帏”；又如韦庄《天仙子》句云：“露桃花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惟有多情宋玉知”；再如和凝《天仙子》句云：“翠娥双脸正含情，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等。此类作品未必能件件具体指实，即便出于虚构，也是文士与女冠风流韵事的间接反应。这类韵事在当时被视为佳话而非丑行。
坦荡时代：往日及其余韵女冠风流（2）
女冠中的班头，或当推李冶（季兰）和鱼玄机二人。她们二人都是才女，有诗名。才女而兼女冠，这对唐代文士来说有着双重魅力。《唐才子传》说李冶“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她与各种人物交游，包括山人陆羽、名僧皎然，当然更多的是刘长卿之类的文士。她的才名艳声传播四方，传说连唐玄宗都将她当做女清客请到宫中去住了月余（不可信，若有此事，应在德宗时）。后来因给叛臣朱上诗，“言多悖逆”，被皇帝下令“扑杀”。鱼玄机名头更大，《三水小牍》说她：
色既倾国，思乃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