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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联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大奸臣秦桧原和汪伯彦共同受馆于王氏，张浚又是汪伯彦举荐，所以他们二人听了高宗的话都说：“臣等已议日郊思取旨，更得天笔明书其旧日功劳，那样则内外深信无疑。”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联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意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象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古今奸海黄潜善心难潜善
黄潜善心难潜善
北来末年，由于皇帝昏庸无道、奸佞专权误国，宋太祖惨淡经营的一片江山变成了风中烛、瓦上霜，而北方的女真族却正如日中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晟相继挥兵南侵，掠走徽、钦二帝，灭了北宋。赵构在南京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京。南宋的建立使宋曾出现一瞬间的回光返照，但很快生命之光就暗淡下来。因为赵构并不能吸取他父兄的教训，卧薪尝胆，中兴天下，而依然是亲小人、远贤臣，对敌人退避三舍。
黄潜善便是那一党群小中比较“出色”的一个，他字茂和，邵武（今福建邵武）人，进士出身，徽宗宣和初年任左司郎。他为人圆滑善变，又善于察颜观色投入主之所好，因此深受徽宗的宠幸。政和、宣治年间，陕西、河东（今甘肃、山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城关楼舍坍塌无数，民众死伤不计其数。徽宗便命黄潜善为钦差大臣去陕西察访探视。地方官员对钦差大臣哪敢怠慢，争相贿赂宴请，唯恐他在皇帝面前随口一句话就坏了自己的前程。黄大人逍遥自在地巡视一圈，拍拍肚皮，捏捏宝囊回来了。在皇帝面前，他只对地震状况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竭力粉饰太平，颂扬圣德无边，徽宗听了那番“有喜无忧”的报告，更觉得黄潜善十分“可爱”，提拔他做了户部侍郎。但不久他因为犯事被贬到了毫州，以微猷阁待制的身分任河间府知府。
靖康六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全国为了得三镇的土地，提出要康王赵构为人质入金议和。赵构奉旨北行，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守臣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失信、反复无常，此次北去，凶多吉少，因而力阻赵构北行。赵构也怕自己有去无回，因而留在磁州，然后又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当时都城已是处于危在旦夕之中，钦宗命使臣持蜡诏至相州，封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汪伯颜与宗泽为副元帅。赵构带兵从相州来到东平（今山东东平），并召当时任高阳关路安抚使的黄潜善带援兵来东平。次年三月，黄潜善派遣小吏去京城汴梁探听虚实，得知张邦昌僭位代主，立即报到帅府，说于康王。康王承制封黄潜善为副元帅，这样黄潜善就成了赵构建南宋的开国之臣。果然，赵构即位后，黄潜善步步高升，自徽猷阁直学士、副元帅升为中大夫、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既而再擢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不久又升为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成为右丞相。黄潜善还颇念手足之情，任相不过五日，一就明目张胆地提拔他哥哥做了户部尚书。官阶频递，职位日升，黄潜善仍然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拍高宗马屁的机会，并且技术也日渐娴熟。于是，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二月又升他为光禄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升了官，还要保住官，保住官就要献媚皇帝，铲除异己。当时，强兵压境、大敌当前，朝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黄潜善属于主和派，因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高宗赵构做康王时，亲临河北，曾亲眼目睹中原百姓在金人的铁蹄践踏下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即位后，一来也曾有三分钟热血欲寻“不世之才”、“协济事功”；二来也恐黄潜善之流人浮于望，因此擢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待郡，也就是右丞相。李纲本是既有深谋远虑又勇冠三军的文武兼济之才，他一心抗敌，志在恢复中原，恰与黄潜善之流的退缩投降主义背道而驰。黄潜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方，拔除异己，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把李纲逐出朝廷。
李纲拜相之后，曾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过、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提出团结民众，相与坚守，建议皇帝建都关中，以示不忘故都，以维系天下之心，否则“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逐倾不复振矣”，“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偶，不易得也。”主张铲除奸佞，处死张邦昌；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以振土气，以服民心。但这些建议遭到执政黄潜善的极力反对，他利用高宗的惧敌心理，力主建都东南一带，以求苟安。至于张邦昌，他也坚决予以保护，游说得高宗一时没了正经主意，李纲不得已以辞职相胁：“张邦昌奸佞卖国，岂可留在朝内，臣耻于与他同到朝班。陛下如果一定要用张邦昌，就请兔了巨的官职吧！”高宗不得已才贬张邦昌至潭州做节度副使。但经了这一番斗争，高宗心里十分感激黄潜善能处处为自己着想，不象李纲老把自己往“火炕”里推，于是，他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使黄潜善排挤李纲的计划顺利地走完第一步。
金兵灭了北宋，侵占了中原大片领土，而失地的百姓却不甘受金人的统治，他们自发地组织队伍，推举豪杰之士做首领，奋起反抗金人的统治，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李纲清楚地看到这支队伍力量宏大，不可忽视，因此他请求高宗招抚失地的人民，在河北、河东分别设置招抚司和经制司，选择有才能的人任司长官，告慰民众皇帝志在恢复中原，绝不忍心弃两河人民于不顾，并举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黄潜善闻知慌了手脚。他知道一旦高宗采纳这一建议，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到侵犯，因而驱逐李纲之事已迫在眉睫。张所刚刚领命，他就暗地里让他的党羽一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上奏“招抚司之忧”，还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招抚司，盗贼更加猖撅了。对于这些无稽的捏造，李纲予以了坚决的还击，他反唇相讥：“张所并未离开京城，张益谦怎么知道他已扰河北？河北沦陷，百姓无所归，聚而为盗，又怎么是设置招抚司造成的？看来张益谦一定是受人指使才如此上表吧？”一席话问得黄潜善哑口无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十日，一切未曾安排妥当，暂未渡河，黄潜善又说他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忍无可忍，向高宗陈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臣建议的，而张所、傅亮又是臣荐用的，而今黄潜善、汪伯彦指责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臣，靖康之时，大臣失和，国无定策，故遭屠戮，臣常以此为鉴，遇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先商议而后实行，而二人却设心如此，国何以堪？陛下一定要罢免傅亮，臣也请求解甲归田。”高宗不由举棋不定。黄潜善赶快加紧敲过鼓，和汪伯彦合力攻击李纲，又指使御使张浚弹劾李纲以一己之私愤肆杀侍从，招兵买马。高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罢免了李纲，并且废除了李纲所规划的一切军民之政，贬谪了张所，废置了河北、河东的招抚司、经制司，傅亮也以母亲年高体弱辞官请归。从此，那一点李纲意欲燃起的全面抗金、一统中兴的火花在南宋昏君佞臣一手制造的无边黑暗中闪了一下便消失了。
古今奸海诬害忠良的黄潜善
诬害忠良的黄潜善
黄潜善设计罢逐李纲，正逢太学生陈东被高宗召见，闻知此事便请求高宗明鉴忠奸，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重申李纲的建议，力劝高宗驾幸汴梁，勿苟安东南，以恢复中原，迎还二帝。
陈东一向刚直不阿、嫉奸如仇，以国家兴衰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并敢于直言。他曾在宋徽宗室和六年（公元1125年），发动太学生联名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励之罪，请诛“六贼”，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李纲被罢丞书右丞之职，他再次联合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要求惩奸除恶，恢复李纲的官职。当时有数十万军民响应他的呼吁，不期而聚，赶走了李邦彦，杀了内侍数十人。钦宗害怕事态闹大于己不利，无可奈何之下，恢回了李纲的官职，充为京城四壁守御史。陈东并不是那种不惜挺而走险，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所以上书之后便辞官还了乡。
宋高宗赵构称帝后，又召陈东来到皇帝行在，有启用之意，却正逢李纲罢相，于是发生了前文的那一幕。这可触怒了黄潜善，他深知把这样的人留在朝中，自己的一切主张都要受到左右，因而除之必速。他首先用言语激怒愚蠢的高宗，重提宣和、靖康旧事，并反复陈述如不立刻杀了陈东，恐怕以后举动有事他都要“煽动”民众伏阔上书，恐吓皇帝，高宗对黄潜善言听计从，把陈东和极诋黄潜善的布衣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