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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暂住费，孩子上学还要什么赞助费……”
老农话语中的“哲理”，道出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
城乡诸多的不公平中，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只有具备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起跑，农民工子女已经先输给城市孩子一大截了。
教育被认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具备现代社会特征的公民，能否理解和享受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能否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取决于他是否受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
前些年，经常可以在农村的土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它很确定，不抽象，没余地，却道出了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底线。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应当把平等的教育条件，一视同仁地提供给每一位公民，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
小草同样有享受阳光的权利！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帮他们就是帮自己（1）
二00五年七月，一起“阿星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二十岁的打工者阿星，七月八日晚，在激愤之下，失去理智，杀死了包工头。
一起简单的凶杀案，却折射出复杂的原因。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都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来自广西一个偏僻小山村的阿星，从十五岁开始，就在广东打工，他的记忆是：“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一星期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即便这样卖苦力，一个月的工钱也只有几百元。”
七月六日，阿星被包工头炒了“鱿鱼”。八日晚，阿星找包工头结帐，包工头不仅拖欠他的工钱，还辱骂了他。忍无可忍的阿星，终于动了刀子。
阿星曾这样对记者说：“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星知道“城市不是我们的。”
但阿星和新生代民工，却发出这样的声音：“做乞丐也愿意留在这个城市”、“就是死也要死在城市。”
而让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是，阿星他们还没有学会城市生活，却迷失了自己。
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在珠江三角洲，纪教授见到许多年青打工者，三三两两坐在马路边打扑克，一问才知道他们大都没有工作，生活完全靠也在城里打工的父母。
这些像阿星一样十六七到二十五六岁的外出务工青年，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们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要求高；工作忍受力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农村家庭中青壮年男性，他们农闲时出外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仍然是土地，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根基仍然在农村。对土地的依赖使他们只将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作为家庭生活的辅助性收入，农民并不把城市作为赖以生存的环境。现在，随着农民在城市里的收入的不断增多，土地在他们生活中的保障性作用也在降低，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小，他们开始将土地或留给老人耕种，或转让给他人耕种，这就使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日渐脱离。同时，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出现家庭化的倾向，把妻子儿女带在身边，既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免去了往来探亲的成本。
纪韶教授认为：“他们的父母（第一代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非常明确：挣钱。挣到钱后回老家盖房、结婚、生子，好些的再做点小买卖。新生代民工与他们的父辈已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是老老实实地呆在最脏、最累、最‘下等’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即便挣到了钱，他们也不会回老家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冰山出水，矛盾来了——一方面是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农村；另一方面城市又不可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
社会学家警告说：如果政府和社会想不出办法来处理好这种新情况，事情将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民工会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新生代民工，实际上是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一个影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曾经对农民工子女（二代移民）的职业期望，作过一个专题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做了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打算。
陈姓男生（个案2）访谈记录片段：
问：如果现在让你挑选的话，你觉得自己想在哪儿发展？
答：在北京。
问：不会再回老家了吧？
答：回老家？肯定会。
问：不是问回不回家乡。我是问，是回去就业啊还是在北京就业？
答：让我选，肯定在北京。
周姓女生（个案3）访谈记录片段：
问：那以后想留在北京？
答：恩！
问：不想再回去啦？
答：因为那地方太穷了，实在是不想回家了。
叶姓男生（个案6）访谈记录片段：
问：（城乡）两种生活你都经历了，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答：当然是现在的生活了。
问：没想过再回去吗？
答：回去？不想回去。
问：以后有什么打算？
答：就在北京找工作，生活一辈子。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他们的生存走向，成为转型期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的后代，将不再是“农民工第二代”，而是城市新一代，城市的新公民。然而，这些未来的城市公民，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公平、受歧视——这些感受发生在他们交不起“借读费”、“赞助费”，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时；发生在他们在读的民办学校被“抄家”强行关闭时；发生在无钱上学游荡在街头巷尾时；还发生在读公办学校受城里孩子欺负时……。一个孩子面对电视镜头哭诉说：“我不喜欢北京的孩子，他们欺负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帮他们就是帮自己（2）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会长徐永光说：“从数量上看，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农村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大约也在100万；从地域看，前者生活在农村，后者生活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从影响和后果看，前者是当今中国两亿文盲大军的‘后备军’，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社会威胁；后者，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过去，农村孩子失学主要是由于自身家庭贫困的原因；如今，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失学，则让他们自身感受到了不公平，这些农民工子女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却始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得到的只有人们的歧视和偏见，在他们学知识、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其保护和教育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农民工子女的“职业期望”（指对自己将来想从事的职业的设想，以及如何达到这个职业目标的打算），也同样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从小受父母职业状况的影响，从小耳闻目睹父辈的艰辛与困境，农民工子女在设计自己的未来生活时，首先考虑的是不再重复父母的生活道路，而要谋一个比父母强的职业。他们向往体制内的、有社会地位的、有固定工资的、不受别人气的、轻松、轻闲的工作。比如：教师、医生、记者、警察、电视主持人、公司老板……。有了理想职业目标，一定要有实现目标的条件和具体的步骤。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家庭条件，学习环境，以及社会的种种限制，使得这些孩子要实现自己的“职业期望”，困难重重。仅就孩子们比较向往的这些职业来说，一般都要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然而，农民工子女能够上大学的又有多少？于是，当他们在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之梦破灭之后，在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之时，他们便会产生失落感、迷茫感，甚至于产生逆反心理和反社会倾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教育贫困实际上是全社会的贫困，教育贫困虽然是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的人的贫困，但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贫困。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教育贫困成为社会贫困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
有人说：“贫困与不公的不幸，也绝不仅仅是某个山村或小区的，与其他地区无关的。相反，所有贫困者的不幸也将是富裕者的不幸，当贫困伤害到农村时，也一定会延伸到城市。”
有人说：蛹偃缗┟瘛⑴┟窆ず退堑淖优诤芷独А⒍窳拥幕肪诚律妫挥腥巳ス匦乃恰镏牵苌撕Φ目赡懿唤鼋鍪钦庖蝗跏迫禾澹一嵘撕φ錾缁幔钪眨不嵘撕Φ轿颐敲恳桓鋈俗约骸！？因此，关注贫困，关注弱势群体，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
因此，帮助农民工子女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1）
二00三年九月九日，在第十九个“教师节”到来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委员陈至立，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的玉泉路小学。
与校长及老师们一一握手后，温总理走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