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少年。不过，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只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文化，有本事，我就会成为城里人，我就不用回老家种地，我们家也就再也不会困难了。
我没有什么好礼物，只好自己动手给郭爷爷做了一只千纸鹤。它代表了我，还有其他的农民工的孩子给郭爷爷的祝福：好人平安！等期末考试后，我再向您报告学习成绩，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丁亚文
在受资助农民工孩子的眼中，“金龙鱼”成了一条助人读书的“神鱼”，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苦涩的寻找（1）
苦涩的寻找
这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在北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竟然并存着一些小“村庄”：“河南村”、“浙江村”、“安徽村”、“新疆村”……这些小“村庄”，实际上是进城农民工的聚集地。
“河南村”是在北京数量最多的聚居区，其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六里屯街道和东风乡所辖的豆各庄、苇子坑、辛庄一带，夹杂着安徽、山东、河北等地的人，其行业也远不局限于废品回收。狭义的“河南村”仅指苇子坑和辛庄，主要从事废品回收。“浙江村”是指进京经商（打工）的浙江温州人集居地，其中以丰台木须园一带最出名。“新疆村”则分为两片，大的一片在甘家口以西、三环路以东的增光路中段，小的一片在魏公村。其经济基础是新疆风味的餐饮业。
都市“村庄”的存在，实际上是“社群隔离”的一种表现。“社群隔离”是社会群体隔离的简称，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心理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间隔阂和疏远的现象。大量农民工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来到城市，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成为当前我国城市中两大主要群体，他们之间产生的社群隔离现象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我们的城市已经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但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们，对于就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农民工的了解又有多少？
按照“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部署，二00四年秋季，“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将资助北京两千名家庭贫困农民工子女和已经失学的农民工子女。
公益项目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瞄准机制”，用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项目上，就是要确定资助对象。这个计划要帮助的，是家庭经济贫困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学校，二是校外。中国青基会认为，不能只在学校找，把资助名额全部拨给在校贫困生。因为按照计划要求，必须资助一定比例的已经失学的孩子，让他们重返校园。
为此，中国青基会在有关媒体上公布了资助信息和联系电话，希望广大市民协助提供周围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子女的情况，以便资助他们继续小学学业。
或许是宣传力度不够，或许是“社群隔离”，一个星期过去了，居然没有一个北京市民打进热线电话说：“我认识一个农民工孩子，他家里困难，无法让他上学，需要帮助。”
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曾随意询问了一些市民，回答是：
“没想过这件事。”
“农民工肯定很苦，具体情况不了解。”
“北京有那么多学校，还能没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地方？”
“那么多农民工孩子到北京上学，不是来侵占北京孩子的教育资源吗？”
……
有着多年策划、宣传经验的中国青基会，决定加大宣传力度。
七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和《新京报》，联合推出“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公布了受助农民工子女的条件，希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家长，根据自己居住的区域就近向本次活动指定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电话报名，申请资助；也可直接向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申请。
一时，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申请热线电话，铃声不绝。
当日，八岁的胡玉蕊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十几里外赶到昌平区马池口镇的赛伯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填写了申请资助报名表，渴望能够得到资助，以帮助中断学业一年多的女儿重新回到学校。
胡玉蕊来自内蒙古太仆寺旗，由于干旱等原因，连续几年家里收成甚微。一年前，胡玉蕊从村小学辍学，随母亲来到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胡登云身旁。四年前，胡登云来到马池口镇后，一直在村里菜地打短工。胡玉蕊的母亲患有肠结核，每月除了生活费、房租后所剩无几。“天热了，怕孩子她妈身体受不了，才买了个小电扇。”胡登云说。得知“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消息后，他便带着孩子匆匆赶来了。
我翻阅了中国青基会申请热线电话的记录，每一个电话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渴望：
我叫刘传利，前年来北京，现在岳各庄卖菜，一个月收入不到一千元。我孩子刘涛，已经九岁了，原来在河北老家念了一年书，去年跟他妈来北京，联系了几所小学，都没念上书。眼看孩子已经耽误一年了，再也不能再耽误了。请你们帮帮忙，一定让我孩子念上书。
我叫张丽，在中关村卖水果。有个女儿叫王小小，原来在一所打工小学读三年级。去年夏天，孩子爸爸去进货路上，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住了半个月医院，欠了五千多元债，现在还在家歇着。她爸爸一倒，小小只好休学回家，帮我看摊。想想孩子这么小就不读书了，做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看见《新京报》上的消息，真是太好了！我是安徽来京打工的高名堂，没有手艺，只能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工资也就千把元。问题是，这千把元要是每个月能拿到手也好，经常是拖欠，发一半工资，有时到了年底，包工头铺盖卷一夹，人也不知逃哪去了？我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都八岁了，还没上学。公办学校上不起，连私人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也上不起。我的孩子肯定符合你们的条件，希望得到你们的资助！
你们原来是搞希望工程的，我知道，前些年，我们村就有许多贫困的孩子，得到你们的帮助上学了。现在，你们又要帮助我们这些贫困的农民工，真是十分感谢！
八月十八、十九两天，中国青基会、北京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和《新京报》又联合举办《新京报》助学义卖活动。一千名志愿者走上街头，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八十二岁，五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参加了义卖。
在大望路地铁口，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身穿标有“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字样的黄色T恤衫，手里捧着一叠报纸，微笑着面对过往行人。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苦涩的寻找（2）
“这不是‘大眼睛姑娘’吗？”一位女士从苏明娟身旁经过时，自言自语说了声，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她马上掏出零钱买了份报纸。
“现在还在上学吗？”女士又问。
“大学快毕业了，我现在正在实习。”苏明娟笑了。
十三年前，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前往贫困地区拍摄有关希望工程的照片。在安徽金寨县的桃岭乡，他遇到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这些孩子要走六七里山路才能到学校，一天往返四次，等于每天要走三十里的路程。最小的那位叫苏明娟的小女孩，引起了解海龙的注意，当时她只有七岁，个子还没有一米高。解海龙问她：“每天走这么长的路上学，不觉得苦吗？”苏明娟不回答，光在笑。
解海龙跟着孩子们来到学校。课堂上，苏明娟瞪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如饥似渴地聆听老师的讲解……那双大眼睛似乎在期盼着什么、在诉说着什么……解海龙久久望着她，心灵深处一阵震颤，他激动地用长焦镜头拍摄下这一瞬间。
这张取名《我要读书》的黑白照片，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苏明娟被希望工程资助上了小学和中学，二00二年九月，她考入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
接受过希望工程恩泽的苏明娟，更懂得教育公平的重要。正在北京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实习的她，听到助学义卖活动的消息后，马上报名，成了第一名志愿者。她说：“我希望通过义卖，让更多的人参与希望工程的公益助学活动，让更多的贫困儿童走进校园。”
二十三日，《新京报》社将这次义卖活动所得十万零一百零九元，全部捐给中国青基会，用以资助农民工子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北京手拉手（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在谈到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态时，说：“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已经成为城市的二代移民。在打工子弟学校，他们虽然暂时避免了社会歧视，但以后必将在大城市中生存，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圈子依然十分封闭，基本上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交往，对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极为不利。另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讲，许多孩子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是北京人的一部分，下意识还觉得自己是老家人。因此，如何让农民工子女走出相对狭小的生活圈子，摆脱自我封闭的心理结构，迫在眉睫！”
另据《新京报》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一百二十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不到一半孩子有过和北京孩子接触的经历，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民工子女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十分愿意和城里的孩子交朋友。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对北京感觉陌生，有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