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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中走出来，抓住了改革开放提供给每个人的发展机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拨有责任感、有头脑又极力想施展自己才能的年轻人。
几年后，当希望工程获得极大的成功时，我曾经问过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在诞生之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希望工程？他说：“基金会一成立，我们就在思考谋划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既然叫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然要为青少年服务。只是该为青少年做的工作太多了，应从哪儿做起？我们不可能去卖红领巾、校服和青少年读物。当时我们拟订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既不是传统的思想教育，也不是大家正在热衷于做的。它一定要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论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当今世界，人类在共同前进的历程中，日益获得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教育决定一切。没有教育就没有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兴盛。国力的强弱，贸易的角逐，科技的较量，最终归结于教育的竞争！
而当时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一九八九年三月，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
“全国有二点二亿文盲；在整个二点二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到五年。”
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发布统计数字：
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八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
人忧虑的是每年约有四百多万名学生，这其中有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贫
困而辍学的。
这两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也深深地炙痛了中国青基会几位年轻人的心。
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对于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
作为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曾经带领工作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春寒料峭的三月，当他们的吉普车，翻山越岭，抵达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时，已是中午。
老实木衲的村长说了声“客人们先吃饭吧”，便发给每人两根小树枝。徐永光接过小树枝，觉得有些纳闷，后经人说明才知道这是当筷子用的。村口用三块石头架起一只铁锅，大家围蹲在四周，连碗都没有，不得不各自用小树枝，捞着锅里不见一丝油星的水煮面条。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招待饭”了。
来到小学校，站在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给人的感觉像是这里刚刚被敌机轰炸过似的。学校仅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掉了一多半的算盘。
问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校长说：“不瞒你们，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吧。巩固率更小，现在上一年级的有七十一名学生，而五年级学生只有七名，照此推算，巩固率不到百分之十。”
徐永光他们走访了几家村民，有一家四口人，才一床破棉被；另一家六口人，一共只有四只碗，其中一只还缺了个大口子。
大瑶山之行，使徐永光终生难忘。
郗杰英和杨晓禹，曾经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讲师团成员，在吉林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老乡们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不幸病故的一位老教师送葬。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烟卷、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顾晓今曾经作为知青，有过在黑龙江呼玛县农村下乡八年的经历。从上海到了偏僻、闭塞的大兴安岭，她感觉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知青点离县城有五百多公里，公共汽车每半个月才开一趟。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程，他一人全包了。全村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后来，顾晓今报考了师范院校，尽管她没有回去当一名山村教师，但是，她知道山里人最盼的是什么。
……
几位年轻人对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奋斗目标，逐渐明朗了。大家形成了共识：雪中送炭，帮助贫苦地区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重返校园！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风雨兼程十五年（2）
他们将这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的伟大事业，取名为：希望工程。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基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苦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十五年前，我对希望工程一无所知；我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也一无所知。当中国青基会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写写希望工程时，我没有轻易答应，我说：我得到贫困地区看看。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云贵山区到黄土高原，用了半年时间，我跑了七个省（区）的二十几个贫困县。面对失学儿童那一双双渴望上学的目光，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撞击。
这些出自我十五年前的采访手记，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我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状况：
十里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吉普车驶进了（广西）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村小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名，交了学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一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湖北红安）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共和国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处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到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后，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乡村。
村民秦钜华的家就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六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工挣了二百元，村里给了二百元的救济款。
秦钜华三个儿子，除老三在上小学，老大、老二都失学在家。我问：“老秦，你家老大、老二为什么不读书？”
秦钜华说：“同志啊，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娃儿他妈是个哑巴，这些年是年年欠债。实在是拿不出钱让娃儿上学。”
秦钜华的哑巴妻子，一会儿撩开自己的破衣烂衫让人看；一会儿又把人拉进里屋，指着千疮百孔的蚊帐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
我见到的第一个孩子叫马义梅——稀疏发黄的头发足见其营养不良，眉心微微蹙着，两眼老带着一种不该属于十一岁孩子的淡淡的忧悒。
命运把马义梅降生在（甘肃康乐县）高集村一个贫困的农户中。父亲有病，母亲承担了全部的农活儿。哥哥曾两度上学又两度失学，都十一岁了，还在家呆着。她对父亲说：“阿大，我想上学。”父亲苦着脸：“我们没钱。”为了上学，她哭了好几次，可哭也没用。
村口有家个体办的砖瓦厂，出砖时，一些大孩子便跑去帮助搬砖，从窑里搬到院外，搬十二块给一分钱。她也跟着チ耍诵。ζ。淮伟崛椋崴拇尾拍艿靡环智０岚“岚。炖锼氖种竿范车孟袷呛炻懿罚挪恢辉伊硕嗌倩亍？那天，她笑了，一口气跑到学校，对老师说：“老师，我要上学，我有钱交学费了，是搬砖得来的。”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子，把里面的硬币统统倒了出来，一共是八角五分钱，她觉得这么些钱交学费应该够了。
在场的老师默默无语，一个个泪水盈眶……
学校破例收下了她……
那些日子，我时时被一个命题困惑着——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叫陕北娃儿。北京的孩子不缺吃、不缺穿，陕北的娃儿却要为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发愁。难道这就是对命运的注释？
一天晚上，在广西某贫困县招待所，我和团县委书记一起看电视，荧屏上几位营养学专家正在大谈城市人的营养结构问题。看着看着，团委书记突然冒了一句：“我们这里的穷孩子上不了学，老百姓连玉米粥都吃不饱，可城里人却在研究营养结构问题，人生真是不公平啊……”
希望工程就是为了让这不公平的人生，变得公平一些；让贫苦地区的那些孩子们，也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中国青基会却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十五年，把这样的一组数字留给了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