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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2)
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听说有这么所打工者自己办的学校,也挺感兴趣,当即驱车前往五棵松采访。
晚上,《北京特快》播出了李素梅办窝棚学校的报导。北京人看傻了,我堂堂京城,居然还有办在菜地里的窝棚学校?
窝棚学校,同样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媒体的关注。
赵树凯的思考还在继续,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实际上,反映出现行教育体制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正是因为这种“乏力”,像李素梅这样的窝棚学校才应运而生。只是,还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学校有多少。
那时,正好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跟着赵树凯实习,他便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寻找农民工在北京办的学校。
三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先在五棵松往西的西四环一带转,转了半天,没有发现目标。他们觉得这样盲目乱转不行,这种学校一般会办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先打听清楚哪里农民工多,再去那儿。按照这个思路,下午,很快找到三所。一所叫中豫育才小学,是河南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万泉寺小学,还有一所叫菜农希望小学,都是河北人办的。三所学校中一所八个学生、一所十六名学生、一所四十二名学生。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海淀区,他们一共找到了三十六所。后来,他们又去了丰台区、朝阳区、昌平县、大兴县……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前,一共找到了一百一十多所。
这些学校全部为农民工自己所办,在校的学生全部为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只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很多是“夫妻店”。这些多建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不论学校大小、学生多少,不论校舍多么简陋,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插着一面国旗。
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初步的调研之后,一九九八年初,赵树凯写了份调查报告——《他们的课桌在哪里》,以个人的名义呈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后,李岚清将报告批转给了教育部。
至此,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媒体、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在张家口挂职的赵树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政府就要承担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保障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可现在的城市公办学校,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被取缔,等于政府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政府早重视,早处理的话,早就不该成为问题了。如果城市的公办学校大开大门,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没什么市场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政府承诺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这个孩子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的义务教育问题,政府都应该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悲壮的自救(图)
借读手续的复杂烦琐,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冷面孔,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漂泊不定,求学路上的种种不便,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举步维艰……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每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家长以摁手印代替签名时,总感到一种悲哀。上一代因贫困而成为文盲,因文盲而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中华民族的振兴依靠全民族所有的人。 ——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中不中,我都想试试!”(图)(1)
如果说,二十六年前,安徽省小岗村二十一个庄稼汉,最先扛起“包产到户”的旗帜,创造了中国农村神话般奇迹的话; 那么,十二年前——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从中原大地走来的民办教师张保贵,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样是创造了一种奇迹。 这也是一个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人。 张保贵老家在河南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家乡给予他的是贫困多于富裕,辛酸多于欢乐。一九七八年高考落榜,他回村小当了民办教师。像所有民办教师那平淡而又清贫的故事一样,张保贵是从每月五元工资教起,九元、十六元、三十元……直到他进北京前,还不到一百五十元。就这么点工资,还经常不能兑现,还经常给打白条。 尽管他也像李素梅一样,期盼着能转为公办,但他清楚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那时侯,已经有许多固始老乡,在北京靠收废品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发了小财。张保贵常想,那些普通的农民都敢于出去闯天下,我毕竟还读了几年书,干吗非得困在自己的家门口? 一九九三年七月,同村一个也在北京收废品的老乡,把自己的孩子从北京送了回来,准备让他下学期在村小上学。张保贵觉得挺纳闷,北京有那么多的学校,条件又好,为什么还回老家找学校上?老乡告诉他,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要交借读费、赞助费,一般人根本上不起。 “咱们固始老乡在北京住的集中不集中?”张保贵问。 老乡说:“主要在海淀区一带,还是挺集中的。” “如果有人在那里办所小学,专门收咱们老乡的孩子,你说能招到学生吗?” “只要学费不高,我看肯定能招到。” 暑假,张保贵悄悄去了趟北京。先在玉泉路田村转了转;又去四季青乡北坞村、厢红旗看了看;最后,到了东升乡八家村。这儿,来自河南固始的老乡最多。 八家村当时是北京废品集散地之一,在这里搞经营的一多半是固始人。他们分工明确,有专收废钢铁和废塑料的,也有专收纸品和玻璃瓶的。已经成专业化和规模化。张保贵从心眼儿里佩服自己的乡亲们,这些往日在老家老实巴交的泥巴腿,如今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竞技场上,凭着自己的吃苦和智慧,靠收集废品,竟然做出这么大的业绩。 老乡们知道他是一名教师,同他谈的最多的是子女们在北京就学难的问题。 张保贵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是在这里办所小学怎么样?” 老乡们说:那咋不中? 张保贵这几天已经初步拿定主意了:人家可以在北京收废品,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办学校?他算了算,即便收三十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收费二百元,也就能混口饭吃了,经济收入怎么也比在村小教民办强。 办学校得需要有教室,他找到废品市场管理员,说自己想在这里办所小学,专门招收外地来京打工者的子女,解决他们就学难的问题。管理员一听,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