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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0）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收到了许多封支持和赞扬她的信。但是在其他专职妻子中间，这一任命也是她们聚会时喜欢拿来批评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她拿薪水有些不妥”，一个心直口快的家庭主妇这样说，她在多伦多的慈善界很是活跃。“如果她想赚钱，她应该出去找一份工作。”她说校长夫人这一角色应该被看作是“荣誉”。大学周围的小报说鲍博·伯根约在每年35万美元的薪水之外，又让妻子拿工资是变相增加收入的方式，不然这就是为了少纳税想出的主意。对于这些说法，伯根约觉得很好笑。他现在的薪水比他在美国当系主任时要少很多。“如果玛丽·凯瑟琳或者是我对钱很感兴趣”，他说：“我们还是待在美国算了”。《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上的一篇文章说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是因为“闲谈”才被支付薪水的，这个词让她很是不悦。《独立报》上的大标题“爱钱的玛丽”也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比教堂里的老鼠还要穷”，她摇着头，满是无奈。
当我前去采访的时候，玛丽·凯瑟琳来到多伦多才仅仅6个月，但是她已经进入了新角色。“我把自己看作是两代人之间的桥梁”，她说。但是当她谈到离开她待了25年的家庭时，她的眼睛涌出了泪花。她的儿孙们依然生活在美国，因为在大学里的工作，去年12月，当她的女儿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她无法赶去和女儿分享这一重要时刻。
回到多伦多以后，伯根约夫妇的私人时间少了很多。因为他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她不愿意对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如果我为什么事情感到心烦，我很少说出来”，玛丽·凯瑟琳说。她还说自己越来越适应新角色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这并不难。”她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但是我并不是焦点——我丈夫才是。”
与17世纪相比，女人的工作所得到的承认如果换算成金钱的话，并没有太大的提高。那个时候，维吉尼亚公司向美国输入了140名单身女性，她们的身价在120镑到150镑烟草之间。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试图把妻子做的那些没有报酬的工作准确量化，但是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是一块根本就缺乏标准的混乱疆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人认为诸如此类的劳动是为了爱而做的，而不是为了钱——这就造成了难以衡量此类劳动的经济价值的局面。当然，家庭主妇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很难被量化。几个世纪以来，家庭主妇与经济状况相互影响，比如家庭主妇作为家庭中“最主要的采购商”，直接把自己与经济联系到了一起。照顾家庭的妻子们也经常参加一些非赢利性的活动，比如为孩子的学校、慈善机构或者是社会团体担任志愿者，这样的工作是不会被付给薪水的，也很难说有多少经济价值。自从家庭主妇能够从赚钱养家者那里获得补偿以后，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就上下浮动很大，这与那个负责养家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是一致的。
只有在婚姻结束的时候，妻子的工作才会被换算成经济上的收益，比如离婚或者是因为家庭主妇的意外死亡造成家庭破碎后提起的诉讼中。通常，法庭会运用“市场取代理论”来计算应付数目。这种理论把家庭主妇做的各种家务杂事——洗衣、驾驶、煮饭、招待客人、照看孩子——按照雇佣工人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支付的费用给予评估。2000年，维吉尼亚州的埃德尔曼金融公司以8小时工作日作为根据，计算出一个家庭妇女每年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674700美元，或者说每个月应该得到58000多美元。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
一些经济学家把给玛丽·凯瑟琳这样的专职妻子支付薪水看成是开明之举。“情况并非如此”，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经济学家迈拉·斯特拉博（Myra Strober）这样说：“妻子的工作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斯特拉博因为曾经为洛纳·温特的离婚案件担任专家证人，而成了法庭上的名人。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斯特拉博说当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花费时间去培养一段婚姻的时候，应该用传统的人类资本理论来看待这件事。她的意思是说夫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事业做出了资本投资，这往往发生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如斯特拉博所表述的那样，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会期待得到与事业的最终价值一致的回报。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的事例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些无形的工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由女人做的。一直到1996年，家务劳动在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才开始被涉及到。这是萨斯喀彻温省的家庭主妇卡罗·李（Carol Lee）抗议的结果，1991年，她拒绝填写人口普查的表格，因为那上面的内容把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说成是不工作。现在的人口普查对家务活动进行调查，但是将其称为“不被付费的劳动”。
根据加拿大统计机构的计算，加拿大每年的家务劳动被赋值300多亿美元。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把不被付费的家务劳动计算在内。国民生产总值是用来表示经济中产品与服务总值的，是表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在谈到国民生产总值时说到的那样：“它计算每一件东西，简而言之，除了那些家务活。”
第八部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1）
经济学家总是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单身汉雇一个管家，并为她的工作支付报酬，她的工作就能被看作是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果这个管家结了婚，继续做同样的工作——没有报酬——她的工作就不再被当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了。
如果要重新计算那些无形的劳动的价值首先需要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界定。经济学家玛丽安·弗博（Marianne Ferber）是伊里诺斯大学的退休教授，芭芭拉·博格曼（B
arbara Bergmann）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她们曾经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这两位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女性的工资问题、孩子抚养问题和其他一些直接对女性产生影响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她们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对于公众来说，她们的名字依然是陌生的。（从来没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很讽刺性的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术界自身引起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聘用的几率很低，在那些相对更有影响的大学中这一情况更为突出。2003年，耶鲁大学的经济系没有聘用一名女教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仅仅有一名女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与此相同。在麻省理工学院25名经济学教授中有2名是女的。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是3比32。多伦多大学有8名女教授被聘用，男教授则是40名。
变化正在发生。在新一代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女性，她们对家庭经济重新思考。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四五十岁左右，20世纪的妇女运动兴起的时候她们正好在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旧的经济模型没有为探讨社会问题提供可能性，但这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许多矛盾，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课题正在成为研究的重点。例如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个女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曾经研究过避孕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1990年出版了《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的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一书，对女性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古典经济学模型目前正在接受详细审查。斯特拉博曾经研究过亚当·斯密的著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英国的一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他之所以赢得盛名是因为他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但是他也因为“供应”这一不大为人所知的思想受到推崇，所谓“供应”在他看来就是“生活的用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斯图拉博说斯密关于供应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同时主流经济学也在经历着一个重大转变。她还对人们所熟悉的像“效率”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提出了质疑，她举的例子是那些抽出上班时间带孩子去看医生的女人。“每个人都认为这会降低生产力”，斯特拉博说：“我们需要问的是，降低的是谁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要问，当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努力去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何在？”
主流经济学理论依然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保持一致：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人”，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经济学家南茜·弗贝尔（Nancy Folbre）在她出版于2002年的《看不见的心：经济学与现实》（The Invisible Heart：Economics and Reality）一书中追问到：如果市场运行得很好，为什么照顾孩子的工人的工资低到这个行业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