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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产国际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国际，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中共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一九二○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一九二八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ｍｍｉtmｅｎｔ）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一九三七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十月六日赴华府上任。十月十七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页一七八）十九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二十一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三八三至三八四）十一月八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三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美国报纸报道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颜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十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十五日）当蔡元培于一九四○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结果重庆官方于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否认召回胡适大使之说，不过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用胡适的话说：“来了一群太上大使。”（见同书，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六月二日、七月十二、十九、二十四、十二月十七日）“太上大使”宋子文当然不仅仅是“监视”胡适，更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要钱、要飞机。一九四一年三月蒋介石得知《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飞机、三十个师装备等要求。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开战，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自记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国不得不全力支持蒋介石了。于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胡适向他说：“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见同书第十五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胡适终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并于一个月之后的九月十八日离开华府双橡园。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结束。唐德刚说：
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胡适杂忆》页十六）
其实撤职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适的所谓：“对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四七七至四七八）不按蒋介石的习惯办事，连胡适也该撤职。胡适上任不久，还没有“捞鱼摸虾”，已传出调职的消息了。
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华府时间为十二月七日），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顿成罗斯福的作战伙伴。白宫于翌年元旦就向胡适大使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破碎中国、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忽然之间可以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难怪胡适要在四强两字上面加个引号。原因无他，罗斯福见及四亿人口大国的潜力，提高中国可平衡苏俄，以及蒋夫人访美热潮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参阅Ｄａｌｌｅｋ，ＦＤＲ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３９０—３９１）胡适所谓的“苦撑待变”，终于有了出头天。不久经援、军援源源而来，蒋宋美龄访美轰动一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美报比之于二十年代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高潮还在后面，那是一九四三年年底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使中国以四强之一的地位、使蒋介石以巨头之一的地位，参加历史性的高峰会议。顾维钧已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实有赖于罗斯福”。（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顾序）罗斯福于一九四三年已考虑到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考虑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填补日本败亡后亚洲的权力真空，故不理会英、苏的阻梗，一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英、苏阻梗并不是妒忌中国强大，因为当时中国根本不强大，而是认为名实不副，但罗斯福则要以提高名望，来帮助中国强大。由于罗斯福的坚持，蒋介石才得以赴开罗开会，与英、美二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战略以及战后的善后问题。
开罗会议设址于米纳饭店（Ｍ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距尼罗河西岸十五公里，位于沙漠的边缘，可望见金字塔。蒋介石、宋美龄率领中国代表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抵达。罗斯福为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对蒋介石备极礼遇，甚至在照相时，“罗氏让蒋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蒋主席坚辞，乃自坐其右侧，丘吉尔坐左侧，最后，邀蒋夫人同坐”。（见蒋主席开罗会议日志，载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八十九）在六天会议期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聚谈三次，蒋丘对谈三次，蒋罗对谈四次。最后，发布开罗宣言，中国收回东北、台澎等失地。罗斯福还要“以越南、琉球相怂恿”，蒋“皆婉避不遑”。（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五一）蒋介石回重庆后，在他身边的唐纵说是“此行结果甚为圆满”，并亲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无风尘倦容”。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九三）
事实上，开罗会议并不圆满，更不似表面上看来那么风光。梁敬钅享写《开罗会议》一书，虽以老吏笔法多方掩饰，仍然无以遮盖。他归罪于盟邦的背诺以及不以平等相待，并加以诸多之“压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他口口声声罗斯福如何敬重蒋介石，而马歇尔、史迪威等在扯后腿、搞鬼，并不尽然。此时罗斯福已知蒋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明言他对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权，没有耐心，然而无论蒋之军事眼光多浅，他的军队打得多差，只有他能于战后维持中国的统一。罗斯福向他的儿子说：“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Ｅｌｌｉｏ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Ａｓ Ｈｅ Ｓａｗ I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