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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惟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毛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毛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记道：“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 （《蒋总统秘录》，页二六九二）蒋谴责中共拥兵割据，反动无异封建军阀，毛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中国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毛本学自蒋。毛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二三）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根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三、三六三）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