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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八）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Ｏ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至四）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至五）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五三）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四○至六四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