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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页四九二）——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Ｄｏｄｄｓ）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ｌ９３７），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 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参阅Ｐ．７４８）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Ｇｅｒｍ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Ｅｘｈ．３２６０）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国外交部，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页七七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前引书，页七七四）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