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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O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