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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页七十至七十五），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页三十八）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