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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巳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点钟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页十一）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