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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横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页三八二）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