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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二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一九三二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 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二年条下：“三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谢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舍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惟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二十三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二十五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国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残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轨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内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战，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