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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一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六四）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 （参阅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晨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六至三九七）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二月二十七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三月七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三月十六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三月二十一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南北两翼之目的。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报道，另参阅四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掷，于五月五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五月十九、二十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六月二日攻占梧州，二十七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二十九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四月二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五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一），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页十八；《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O二、六O三）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五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四月十六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四月十五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四月二十二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六一一）；“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页六一二）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页六三三）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页六三四）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