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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霹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成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盖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做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页三九—）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四十七）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七月六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八时二十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十六；《李宗仁回忆录》，页五六九），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六月一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五月二十六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东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六月一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人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诔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一九O八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缘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十月三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十月八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十月十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划“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遣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全国编遣会议于一九二九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清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