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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