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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五月八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六月一日回广州，同月十六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页一三○至一三一）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嫉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并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惟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次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页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六月十六日，孙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已经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八月九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纪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十二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