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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９４—９５）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 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