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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人们也不知道、在军用列车周围跑来跑去的官兵们，有时就想，敌特已经在我军后方活动一个月了，想到这里，我的后背便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
了解了两个车站上的保卫制度之后，我确信，进行监视的不只是乘车者和流动哨，还可能有固定在一个地方进行观察的人，而且最有可能是铁路员工。
根据经验我知道，在刚解放的地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敌特力图混入铁路运输系统，而且他们并不想爬上领导岗位。他们更愿意干下层工作……列车编组员、给油工人、扳道员等等，这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在车站上来来往往，并与很多铁路员工和主要是军人过路旅客接触。
自然，不光是敌特想到铁路系统工作，想到铁路系统工作的还有那些打算取得某些好处的人，以及想比城里的工人取得更高标准的食品供应和过冬燃料的人。
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有六百多人同火车的各种服务性工作，技术检查和走行部分的检修工作以及正在运行的军用列车的改组工作有关。
从这几百人中，我们挑出了十三个人，他们的最近几年的经历不大清楚，他们都曾在德军占领地区生活过，并且改变过地址，现在又没有任何足以证明他们在这几年中间从事过什么工作的可靠材料。在两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几份自相矛盾的材料，不知为什么这种矛盾没有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
我个人认为，在这十三个人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四个人：
一、别洛斯托克车站的列车编组员伊戈纳齐·塔尔诺夫斯基。原来的职业是军械机械士。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同一批工程师和技术员被德国人送往德国，似乎在那里的布列勃飞机制造厂里工作过。一九四四年六月被释放回国，正如档案记载的那样，是由于健康状况不好。然而，两星期前检查身体时，他得到了可以在铁路上作任何工作的许可，未发现他患有任何疾病。同塔尔诺夫斯基一起获释回国的幸存者当中，没有一个在别洛斯托克居住过的人，三年之中，也没有一点有关他们的消息。
二、戈罗德诺车站的列车编组员切斯拉夫·卡尔马尼茨基。前波兰军官，战前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一九三九年九月被德军俘虏，但逃出集中营，据称，到波兰南部参加过抵抗运动，曾在柳朵夫近卫军“雷霆”大队中任排长，后任连长。
三、卡尔马尼茨基的弟弟文岑特是给油工人。据档案记载，曾当过铁路工长，后逃到波兰南方，据称，同切斯拉夫在一个游击队里作过战。
火车站前天收到来信证明，文岑特·卡尔马尼茨基战前以及在敌人占领初期未干过修公路的工作，他是一个铁路警察，在所谓交通连任职。因忠心为占领军服务，曾获得两枚铜奖章，并受到过统治全波兰的德国警察头子、有名的杀人凶手、后来被游击队杀死的库切拉本人的嘉奖。一九四三年春天，文岑特·卡尔马尼茨基似乎曾从华沙被派往柏林学习。
火车站站长收到的这封信是匿名信，揭发信中写的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具体事实，有很多详细情节，使人无法不特别注意，不加以详细的调查是不行的。
在戈罗德诺，文岑特和切斯拉夫既无房子，又无亲戚，他们是在该市解放一个星期之后来的。我一下子就产生了两个疑问：为什么迄今仍在克拉可夫以南的德军后方作战的游击队会放他们走：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在战线这一边的？
四、戈罗德诺车站的扳道半夜尼可莱·斯坦凯维奇。一九四二年七月作为红军战士被德军俘虏。曾为德寇当工人，后当卡车司机。是九四二年夏天似乎因与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捕并被送往特列布林卡死亡集中营。据称，他与一九四四年四月设法逃出集中营，在森林中往东走了两个月，六月底到达戈罗德诺，在该市火车站附近，他的父母有一幢房子和一个菜园，他的父亲是火车司机。
我们为什么注意到斯坦凯维奇呢？……因为特列布林卡不仅是关押犯人的集中营，它简直是一个死亡工厂，在这里不仅有从波兰，而且有从全欧洲俘虏来的人，在他们到达几小时之后，所有的人便被消灭了。那些少数被留下来干各种杂活儿的人，也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后被杀害了，肯定都是被枪决的。傍晚时，我们就调查清楚了，这个在特列布林卡待得时间特别久（几乎两年）的人，手掌上竟然没有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的花纹……个人的标志。
我们所怀疑的大多数人在受雇时交出的敌人占领时期的文件都是各种通行证、供应证、证明书。德军机关发的这些文件自然并不可靠；应该弄清楚的是，持有这些文件的人在最近两三年中曾在何处居住，干过什么事情。
对十三个人中的八个人，我们当天就写好了进行检查所需要的相貌特点并给有关部门发出了调查文件，以便了解这些人的原住地和我们感兴趣的那段时期内的情况。遗憾的是，波兰的三分之二土地尚在德军之手，这使我们很难完成调查任务。
天黑时我才回到。一天之内，我乘飞机起飞和降落了四次，而且归途中还遇到了强烈得震动……这对于一个地勤军官来说是有点儿过分了。我真是饱受折磨，当飞机突然下降，好象一下子就下降了几百米的时候，我的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在利达飞机场走出飞机以后我才松了口气，我走在坚硬的土地上，直奔空军反特处。我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非常想躺一会儿或者趴在地上，用两手拽住野草。
反特处办公楼前有一些手持冲锋枪的哨兵，十几辆小汽车上和两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都有司机在值班。
在大门口，有三个穿雨衣的军人在小声谈话，我走近时，他们便不说话了。当我登上阶梯时，大门敞开，从楼房里迎面快步走出（准确些说是跑出）来了一位长着又宽又密的大胡子的军官，他穿着皮大衣，戴着一顶军人制帽。
“将军同志，我们在这里！”正在等着他的一位军官说道。
我猜测，这位就是方面军后方保卫局局长洛勃夫将军。
大厅入口处的右边，聚集了很多新来的军官；他们有的坐在长椅上小声谈话，喝着茶；有的就在桌子上擦洗冲锋枪，刮脸；有的躺在地板上睡觉。
走廊上站着两位穿雨衣、戴边防军军帽的军人。其中一位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另一位在我走到他身边时，他对他的同伴说：“您再问一下，把警犬放在什么地方，谁给警犬准备食物，关于伙食补助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警犬。”
叶果罗夫和波里亚可夫都在处长办公室里，这时，将军正通过高频电话向莫斯科汇报关于“涅曼”案件的搜查措施。
我想马上把门关上退出来，但中校（他这时正通过本地野战军电话同谁谈话）一看见了我，便急忙做了个手势叫我进去，并朝一张椅子指了指。
“我没有办法帮你，”叶果罗夫继续说道，“近卫军上校同志，这是方面军参谋长的命令……至于说，新来的战士比您的飞行员有什么长处的话，那么您可以直接问问他……什么？把您那些值勤士兵和值勤军官留下，但是那两批官兵必须立即交给我们听候派遣，我再强调一下，立即交出来！……我的话完啦！……”
从叶果罗夫的谈话中，从他那激动的表情和声音中，我完全明白了，他们是在这里多么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有人对将军进行了指责或者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他则坚定地很自信地一一作了答复，但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几句。
最后，他把话筒的一端放在嘴边说服对方道：“请告诉上将和大本营，我们正尽力而为，我希望明天，最迟后天就可以抓到敌人。”
他放下听筒，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大概这时他才看见了我，他照老习惯开门见山地问道：“找到铁锹了吗？”
“他刚从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回来，还不知道……”中校不慌不忙地说道。“勃林诺夫中尉在负责找铁锹的工作。”
将军把门一甩就走了。
我向波里亚可夫汇报了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的工作的结果，介绍了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人的情况，他最感兴趣的是卡尔马尼茨基兄弟俩。
我从他的话中知道，关于本案，还没有任何可以使人松一口气的消息。莫斯科建议进行部队搜查，但将军和他，波里亚可夫，则认为这不合适，为时尚早，不同意。尽管如此，还是开始着手积极地进行准备了。现在正往利达市和维尔纽斯市调动伪装起来的边防军的九个团和一些工兵部队。天亮以前，要在这两个地区集中四千五百人，还有大约二百辆汽车和至少一百八十只警犬。
波里亚可夫正准备去给那些新到的各部队军官布置任务。他认为，给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详细介绍情况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前线的军官，所以，他建议我跟他一起去。
“勃林诺夫怎么还没回来？”他看了看表，摸了一下鼻子，“该是回来的时候了。我们等他一回来就出发……”
第53章 近卫军中尉勃林诺夫
天黑时他才回到利达飞机场。
空军军团反特处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似乎在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办公楼外面，一如既往地有冲锋枪手们在巡逻，但大门外不象平时那样只停有两三辆汽车，而是七辆汽车，其中有一辆小卡车和两辆“道奇”牌汽车，一辆将军坐的汽车……安德列走到跟前一看，才根据被子弹打穿的玻璃认出它来。大多数汽车里都有司机坐在那里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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