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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居多）等。得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做定量分析（页1—2）。除了一般
调查，课题组还挑了两个既非先进也不落后、成绩居中的行政庭搞“焦
点调查”，目的是考察和评价立案至执行全过程中，法院内外各种因素
（包括社会环境和关系网，承办人员的智识结构、行为能力、工作态度、
生活目的等）对秉公执法的影响（页5）。
龚先生对调查寄予厚望，称之为“一种从事实中抽象出诚实判断的
研究方法。”认为调查报告往“观念陈腐、思维保守的法学研究领域”
吹进了“新鲜空气”；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把从“长
官意志”和“红头文件”出发、定了“调子”和“指标”下去搜集“事
实”的老一套颠倒过来，让学术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光大（页2—3）。
可惜课题组这次“实证研究的尝试”，从选择材料、分析数据到提
出问题、论证观点，没有一个环节逃脱了失范。而且因为尝试得“大胆”，
它集中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法学的全部病征和弱点。于是龚先生的厚望并
未全部落空；作为失范的典型，这份调查报告反而成为治中国法的学者
的必读书。
以下我就分四题考察一下它的失范。然后就（我们这场讨论迟早要
涉及的）学术失范的本土意蕴提出一点看法。
一、统计数字漏洞百出
问卷调查的报告，一般第一章都要详细交待调查方法，调查人员和
调查对象的入选标准，问卷设计和答案合格率如何控制等技术细节，以
确立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本书对这些细节语焉不详，却一味强调“诚实”
的思维方式，完全没有想到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
更不可理解的是，五大类问卷（普通群众卷、法官卷、律师卷、原
告卷和行政人员卷）的答卷人数都没有准数。例如普通卷的答卷人有四
类，分别是群众、法官、律师、行政人员，按地区、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和政治面貌五项分别给出统计数字。可是这些数字相互出入而不加
说明，不知它们代表了有效答卷还是答卷总数；如果是前者，又包括哪
些漏项，为什么包括等。见以下两表：
表一（页272—273）
普通卷调查统计结果
个人情况（四类答卷人五个项目人数）
群众法官律师行政人员
性别1555 68 28 78
年龄1552 69 29 75
文化程度1546 65 29 77
政治面貌1417 60 27 74
表二（页291—292，307—308，319—321，330—331）
法官卷、律师卷、原告卷和行政卷
五个项目答卷人数
法官律师原告行政人员
地区277 126 92 305
性别266 122 84 282
年龄269 123 95 286
文化程度242 124 90 285
政治面貌259 119 85 270
统计数字这样明显的出入，确乎意外。令人对整个调查的设计、调查人
员的训练和工作态度、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的可靠性不敢信任。
二、百分点统计不能预测趋势
课题组的目标，除了描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现状、还致力于预
测和解释它的发展方向。但是课题组所依据的，是一系列百分点统计。
众所周知，百分点统计只能描述过去（现状一经描述即成过去），而无
法推导将来。例如小菜篮子的菜这个月比上个月贵了多少，可以用百分
点表示。下个月菜价是否继续上扬，却和这百分点没有因果关系。道理
很简单：可能影响菜价的因素很多，往往还相互关联；只有知道了足够
多的变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曲线，以及它们和我们要调查的那个变量
在那段时间内的一些可以确立的关系，我们才可能预测该变量将来的走
向。这就需要用回归统计。回归统计是将一个变量与一组变量用一等式
相连，以求得它们的动态参数的统计方法。而百分点统计只描述了一静
态参数（过去之事实），而不能解释、推导和预测任何事实。百分点不
涉及参数间的互动关系，即不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7＇
又如行诉案件撤诉率高，一直是研究者关切的。课题组在河南省南
阳地区五县市法院焦点调查的结果表明，1988—1992 五年期间，除1991
年南阳县和内乡县撤诉案件数比上年有所下降外，五县市撤诉案件的总
数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土地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占了行政诉讼案件撤
诉总数的近50％，南阳市更高达75 ％。课题组因此得出一个撤诉率逐
年升高的结论（虽然并没有给出五年中每一年的撤诉率），并且进一步
解释说，撤诉率高的实质是行政审判难（页126—127）。这就犯了一个
逻辑推理的错误。原告和法院迫于各种压力而导致撤诉，确是行政审判
难的一种表现。但行政审判难却并非撤诉的唯一原因。所以即使存在撤
诉率高的事实，也不能不加限定地把它和行政审判难相提并论。
三、问卷混淆了应然和实然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讲规矩、说话内外有别，加上多年来深入细致的思想
教育，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难度可想而知。调查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避免调查对象对有关“实际如何”的问题作出“应该如何”的回答。
因此，问题设计和问卷说明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标准，才能保证调查的
质量。一些涉及大道理或敏感的问题，除了直接提问，还应该对不同对
象设计多角度、多层次的间接提问，以便把对象的觉悟和行为区别开来。
可是课题组忽视了这些最基本的问卷控制。例如，因为许多法官同
意了几种社论式的说法（“无论如何，作为法官我很自豪，”同意者54。1％；“有理想有正义感的人才能加入法官行列，”同意者72。0％；“目
前在中国要当个好法官是需要勇气的，同意者80。8％），或表示了成为
法官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52。2％）和“自我选择，
因为有某种理想和追求”（35。7％），就评价说“中国社会有一支自我
感觉比较良好的法官队伍”（表2—7—1，2—7—2，页17—18）。这似
乎太天真了一点。法官的自我感觉到底如何，还需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
和工作态度上得到验证。这和政审是一样的道理。
再如一个相关的毛病是大问题套小问题，不知得到的回答是针对问
题的一部还是全部。表6—5 问赞同不赞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
中国法制建设来说是进了一步，是一次重大突破，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
注”（页280）。可是不赞同者可以是不觉得“进步”、“突破”，也可
以是不知道外国人的“关注”。再说，泛泛地赞同“进步”和“突破”
这些用得很滥的大词儿，又有什么研究上的意义呢？
这就暴露出病根是课题组的疏懒，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的结论出发提
问题，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回答都没闹清楚。这才有了表2—3—1 和表2—4 的矛盾回答：绝大多数（89。3％）的律师完全不赞成或
比较不赞成“有没有《行政诉讼法》没有什么两样，社会上各种不法现
象依然如故”这样一句拗口而空泛的话。同时却有40％的律师同意“行
政审判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页11—12）。
四、先入为主的循环论证
课题组大而化之的论点不少，而且往往要答卷人直接表示赞同或不
赞同。赞同了便是结论，不赞同则是问题。这样循环论证得出的结论，
归纳起来约有三条：（1）《行政诉讼法》是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因为行
政诉讼在中国和西方一样，也是要驯服政治权力的“脱缰野马”（页26）
（2）法治源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法被看作正义“或达到正义的一种
制度”。法因此受到了信仰，法治才得以实现（页73）。（3）中国行诉
难的根本原因，是人民不信仰法。种种来自领导和社会关系网的干扰，
都是国人在文化意识（或称思维模式）上未能将法等同于正义，缺乏基
于此种正义的善恶判断标准的结果。无怪乎中国人至今“虔诚地相信”
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页72—73）。
三条当中，前两条是为达到第三条而下的判断，先已看作是不证自
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只消读一读《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就会发现在中
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还不是限制政治权力。法庭的受案范围，只列
出了八项“具体行政行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
政案件（第11 条）。看来，课题组混同了理论上或西方观念里的行政诉
讼和《行政诉讼法》，才会宣布后者为“民告官的基本法”，“旧传统
死亡和新观念再生的分水岭”（页2）——尽管“民告官”原来哪个朝代
都有；不许百姓伸冤，皇帝怎么坐得稳江山？
法如何看待，才算信仰了正义，也是十分模糊的说法。因为恐怕举
不出一个社会，法律不是以这样的和那样的正义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古
代的法也是“平之如水”，用来“明断曲直”的。所以课题组实际要说
的，是传统中国没有现代西方那种基于自由意志、天赋人权的正义理论。
但是法治并非正义治国，而是一整套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和民主选
举，恰巧是不信什么抽象正义和良心的结果。故法治的核心问题不是法
（“法”的文化定义或它的蜕变物“法律意识”），而是权力。是脱去
了信仰的世俗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新操作，复以法律的名义赋予由此而
生的新的权力意识以正义的象征和信仰的比喻。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至今
还不懂法的这层象征和比喻，倒是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享过抽水马桶之
福的人，叫他如何想像坐在马桶上看书的乐趣？
然而我们最终要探讨的问题，并非失范如何发生，而是作何解释。
龚先生为本书题记云：“人间没有无现实的理想，也没有无理想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