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的经济主体，对于新的经济主体，按照新的制度…规则进行交易，所以，
“体制双轨”实质上允许存在两套不同的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属于公
共物品，就公共物品的本来意义来说，其消费具有不可排他性，从而使
得公共物品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可是，“体制双轨”又确实使作为公共
物品的制度…规则的消费具有排他性，改变了其唯一性。不过，“体制双
轨”对公共物品唯一性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相当多数的制度…规则是无
法“双轨”的。更重要的是，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军队、政府
部门、立法部门等）只能是唯一的，而以非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主
要是制度…规则）又是依存于实体性公共物品的，这样一来，“体制双轨”
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共物品一般来说是不能体制
外生长的。
2。新体制经济向旧体制纳税。
中国渐进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新体制经济获得了高
速的发展。新体制经济的增长对于改革当然是有意义的，本书的作者对
此有许多分析，认为新体制经济的成长“可以提供不断增长的‘收入增
量’，从而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必要的‘补偿’”（页153）。不过，本
书的作者忽略了新体制经济成长对于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旧体
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新体制经济各主体必然要成为旧体制的纳税者，
为旧体制的维持甚至扩大提供资金。这样，也就使旧体制得以继续存活
下去，甚至生命力更强。当然，新体制经济各主体作为纳税人，对体制
变革会具有某种约束力、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如可以通过逃税、少纳税
等方式提出抗议），但是，对旧体制的这种威胁相对于向旧体制所提供
的支持来说，份量是轻得多的。旧体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聚集收入（税收）的能力，对旧体制的不满如果不能通过税收
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来的话，就不会起什么作用。
3。旧体制因新体制而“再生”
随着新体制经济的发展，附属于旧体制的实体性公共物品（如办公
用房、设备等）开始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在保护存量的前提下，
公共物品的这些收益的归属自然落入旧体制之中。这样，旧体制所掌握
的旧资源因新体制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新的生命，旧体制甚至可以凭借这
些存量成为与新体制经济竞争的有力对手，因为其成本更低、进入更容
易。这种“再生的旧体制经济”一方面赞成按照新的规则进行交易（因
为它们从中得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旧体制（因为它们从中获得
最大的租金），“体制双轨”在这里陷入停滞。
成本…收益的分析有效吗
这本书对于过渡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作者们都努力对改
革过程进行纯理论的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讨论改革
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这样一来，中国的“过渡经济
学才真正获得了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基础”（页10）。
对改革过程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使人们对改革所要触及的利益
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便于寻求各种降低改革成本的方案，使改革成
本最小化。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本书作者普遍认为改革应力求在不损害
既定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既然改革成本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直接相
关，寻求最佳的改革道路或方案的努力就必然转化为使改革方案尽可能
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思考”（页10）。承认既定的成本…收益分布、
承认既定的利益关系而进行改革，这似乎是改革方案选择的一个合理的
出发点。可是，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发现，这犹如在扑克游戏进行过程
中途改变游戏规则一样，这时候，参与游戏的每个人手中都拿到牌，也
知道相应于既定规则自己手中牌的好坏，现在突然要改变规则，那么，
牌好的人自然不愿意，牌差的人倾向于赞成，这样，就很难（甚至不可
能）在游戏规则的修正上达成一致。更为关键的还在于，由于参与游戏
的人手中都有牌，因此，每个人都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牌的规则，于是，
即使是经过每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也难于提出一个公平的规则。
因此，纠缠于既定的成本…收益似乎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有必要转换
一种思路，即如何使人们对自己今后（或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本…收益状
况不确定。扑克游戏在发牌之前确定规则，就是这个道理。参与游戏的
人在没有拿到牌之前，对于自己将拿到什么牌是不清楚的，因此，能够
就一个公平的规则进行讨论并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已经不能指望在人们手中无牌的情况下制定规则了。那么，又有什么出
路呢？有两种思路值得讨论。
第一，拉长人们的预期。对于人来说，有意义的成本…收益都是有时
间性的，人们也只能把握到相对短时间内的成本…收益状况，超过一定时
间，情况就变得模糊、不确定。因此，如果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与实施之
间引入时滞，使得参与讨论的人不能清楚地辨认他自己在改革方案实施
时的状况，那么，改革方案就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另外，还要求改革方
案的效力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以防人们的短期行为。改革作为一
个过程，其时间是很重要的。如何拉长人们预期的长度，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许多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或说
许多长期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从整个改革过程来说，20 年其实并不长。
第二，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激化、爆发，也是造成不确定性的重要
方式。当矛盾激化到使个人对其自身利益在改革前后的相对位置难以判
断时，既定的成本…收益就被打破，人们更多的是指望确立一个公平的规
则。不确定性就是要去掉人们手中的牌。所谓激进，就是在短时间内去
掉人们手中的牌。布坎南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战时紧急状态
下对标准民主程序的背离却是符合民主的基本假定，因为只有在这期
间，集体的目的或目标才具有如此的广泛性。”人们往往认为在矛盾激
化、爆发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成本最大，其实，在这个时候，既定的成
本…收益的计较已无法存在，通常的成本…收益概念在这里不再有效。当
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激化矛盾，实际上，这种状态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
如果说直到前些年人们还更多地注意如何在不打破利益均衡的情况
下推进改革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保护存量的改革能否
真正推进改革，或者说，哪些方面可以以存量的不动为前提进行改革、
哪些方面又必须以改革存量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这本书是对作为过渡的
改革过程的分析，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学（包括过渡经
济学）发展的一个过渡。
法学的理想与现实
——兼评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冯象
今天诸位座谈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多少是觉得本土现有的
一套学术体制、标准和做法不中用了，谓之“失范”。失范本身算不算
学术问题，维纲兄已经就美国汉学家墨子刻先生的批评作了精辟阐述。
＇1＇我所关注的，是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2＇方法服务于目的，技术产生
于需求。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的学科便有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本来是无
可厚非的。学术规范是学者的发明，现代学者是大学的产物；大学又是
许多学者谋生的地方，像美国大学那种高度行业化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
技术、“不发表则淘汰”的选拔制度所要求的学术质量管理方法，就未
必适合正面对着“下海”大潮的中国学者。这样看来，所谓“失范”，
无非是方法帮不了目的，技术跟不上需求，或者说学术的理想和现实脱
节、相互矛盾的现象。我就在这个意义上，谈谈现阶段法学研究中的失
范问题。
普通法国家法学院的课程，大都通过分析案例讲授。研究失范，也
可以从案例（即学术著作）入手。案例失范存在的问题，引导我们溯本
清源。我因为教课需要，正好留意过一些失范的案例，其中在学术界颇
有影响的，便是中国第一份关于《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调查报告，题为《法治的理想与现实》，龚祥瑞教授主编。＇3＇
关于《行政诉讼法》，＇4＇国内外研究已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就这
部法律的宣传、理解、执行开展实地和问卷调查，却是龚先生和他领导
的课题组的创举。促成这次“方法论突破”的，是龚先生和北京大学行
政法专业研究生自1987 年开始的几次实地考察。尤其是1991 年夏，龚
先生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一住四十天，跟着庭长下乡，看他办案“普法”，
认识到自己“一向作为西方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
法人员加以实践”，乃至龚先生“带着来自西方文化库的对法的一种理
解去到这个远僻的山镇，居然和这位庭长达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融合”
（页2—3）。＇5＇
课题组的调查于1992 年夏进行，对象包括法官、行政人员、＇6＇律师、
原告和普通公民（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离退休人士、个体户
等）五大类。调查问卷共计281 个问项和答案选项，由九名研究生和两
位教师带到12 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直接调查。另有20 个边远省份和
地区，则由北大“高级行政法官班”的两届同学（均在职法官）和“亲
朋好友”代办调查。采用的方法包括分组座谈、个别谈心、通信（以原
告居多）等。得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做定量分析（页1—2）。除了一般
调查，课题组还挑了两个既非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