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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除去费孝通与吴晗的七篇外还有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之
功力显然不如费与吴。但也可以见到一些闪光的思想。比如史靖在《绅
权的继替》中论述了西学冲击后“从前曾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为
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学校所灌输的大部分是适应工
业文明的观念意识与技术，。。在都市以外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
农家子弟一旦进入新式教育，往往要尽量留在城市。。。原来应该继承
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宵小遂趁机操纵，
基层政治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同类论述中最早的和最深刻的。
综上所述，本书选取了几个独到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与
知识分子，极具启发性。
就学理的缺憾而言，他们大概没有了解到曼海姆、兹南民基的论述。
如果能深入地理解了曼海姆所论述的unattachedintellectual（不束缚
在某一位置上的知识分子），或许费孝通及他者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柳
暗花明又会有新的见解。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只能作死学问。费孝通无疑是他这一代知识分
子中最具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的社会科学家。吴晗亦是一位最重视打通
古今的史学家。使后生惊讶的是，在一部披上了如此迷人的题目《皇权
与绅权》的讨论中，他们竟把皇权当成一种古董与化石来讨论。他们如
此痴迷于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关系的分析，却从未企图以这种分析关照一
下下一个时代，哪怕是从一个最不情愿的小概率出发。他们看不到在他
们于书斋慷慨论道之时，中国几大政治势力正作生死角逐。这场生死劫
争不是书生可以左右的，但一个智者总该考虑一下，知识阶层占取一个
什么样的立脚点才能保证自己社会功能的发挥，才不会如以往的士阶层
一样淹没在皇权之下，才能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为什么在
一场巨变前，我们的智者毫无察觉。
费孝通自己说，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最满意的是《生育制度》。的
确，那本书最自成一体，最完整。但《乡土中国》与《皇权与绅权》的
关照更博大，更诱人，更富启发性。特别是《皇权与绅权》，不过三篇
小文，远不完美，却令人感到其厚积薄发之势：行文左右逢源，卓见俯
拾皆是，论述自然谦和，却难掩逼人之才气。那年费孝通38 岁。那是他
第一次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就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也是他最后一次，以
后尽管他拥有了学术生命，他再未触动这一领地。这部著作，对费孝通，
对留在大陆的那一代学者，都是绝响。
我的好友薛涌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八十年
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
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
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
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 年！”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
费孝通五十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
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
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 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
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
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
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
地回答出来的。
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张曙光
一、引言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
学系助理教授王绍光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博士的一
部力作。该书是在《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
家能力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成的。研究报告一经提出，就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外传媒纷纷报导，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及有关
方面相继调阅，一些学者也在报刊发表评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就更多。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报告提出和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而
且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2）报告的“进谏”性质和目标明确，报告的结论正好符合了某种
政治的需要；
（3）作者的鲜明立场，文章的磅礴气势，大量的数据实证和旁征博
引。
这一切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真可谓举世瞩目。然而，《报告》
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是一般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而是
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至于《报告》作出的
回答，则很难令人满意，仔细读来，总感到其理论依据不足，甚至还有
些偏执，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于考察这样的问题是否恰当，也值得怀
疑；如果理论和方法出了问题，那么，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也
就发生了动摇。
为了以下的讨论不至于发生误会，首先需要对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
作出明确界定。在人们平时的理解和运用中，国家似乎与地域联系得比
较紧密，而政府则与权力结合得更加紧密。从权力结构来看，现代国家
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政府则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
政府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
＝政府；狭义的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经济学上的政府一般指广义
的政府。《报告》虽未明确指出，但却是这样运用的，本文指出这一点，
是为了更方便地运用这两个概念。
二、国家作用：积极，还是消极？
《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为
了得到这一结论，作者不仅考察了中国国家能力下降的事实，而且分析
了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在这种分析中，作者明确
① 盛洪、张宇燕等曾阅读过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也就本文的评论召开了专
门的理论讨论会，胡鞍钢先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有助于笔者准确把握《报告》
的精神。在此一并致谢。
告诫人们，“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
（《报告》页128，以下只注页码）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有没有人这样认
识和主张，对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国人来说，仍然是警世之言。
但是，从《报告》的基本倾向和具体论述中，人们却看到和闻到了国家
万能论的味道和神化国家的企图。这集中反映在作者如下的论述中。
1）国家（其代表为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
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第1 页）
2）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重要特点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相互并存、摩擦和冲突，中央政府的职能就是要减少无序、缓解
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地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
（页135—136）
3）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观念冲突和转变过程，需要国家向社会公
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页136）
4）改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
有这些成本和代价都是由政府支付的；（页138）
5）国家干预本身对市场发展是“友善”的，有利于促进统一市场的
建立和健全。（页140）
这里，发生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
中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政府的行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
从上述引文来看，《报告》的回答是肯定的。而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经
验都说明，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是片面的，而不确定性才是真实
的。究竟是得到肯定的结果还是得到否定的结果，取决于很多条件。这
也许是从“诺斯悖论”中引伸出来的，或者是对“诺斯悖论”的另一种
表述。
根据诺斯的研究，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
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一些政治…经济单位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但
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经济单位最终导致经济衰落更具有必然性。为了解
释这种现象，诺斯提出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认为国家有两个目的：
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
化；二是在此前提下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
增加。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
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
久的冲突。（诺斯，1981）
诺斯的理论说明了一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很多
社会却无法实现的原因，但是，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特别是说明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们还可以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以及市场制
度和国家制度的相互关系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虽然都是一种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但却有着
不同的逻辑和观念。所谓市场制度和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
易。所谓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
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个人权
利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础，其实施就是权利的让渡和交易，作为人们
相互之间的一种认可和允诺，一方面，它独立于权力之外，也不受权力
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脆弱，无力自保，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