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能列举出无数依据的。
既然这些“低级”的问题，主要不是“我们”的问题；既然《中国
书评》也已经在前面的工作里对揭示这些“低级”问题，尽了起码的义
务；既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的只能指望体制改革和人员更替，那么，
《中国书评》是否还是少做点学术警察，而将精力集中到在大陆现有局
限下的最高水准学术层次上，发掘这个级别上的问题，做这个层次学术
沟通与评价的空间。
这个在大陆现有局限下相对高层次的学术世界，本身当然有自己的
许多问题。例如，它是一个小世界，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围绕专业分野的
小圈子，但这些圈子彼此高度交叉。这种多样化程度不高的小世界，是
否有其特定的封闭性，在中国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很容易生
产出一个接一个的学术小气候，并以这些小气候支配着国内学术的轨
迹。当然，回顾大陆近二十年的学术，倒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小气候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小气候的累积，使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资源，并逐
步趋于学术路数的多样化。但是，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应该能更反思地
面对这种小气候逻辑，更自觉地寻求不同的资源，更自觉地制造多样化。
《中国书评》的作者群与这个小世界是相当重合的，因而也许特别有必
要反省这类小气候，而避免完全淹没在它的逻辑里。
此地的小气候，往往都是从外面的世界选择性的舶来品，即使是对
知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强调，也逃不过当了西方若干理论软着陆，塑造
新的小气候的运载工具。这本身当然也不是过错，如前所说，中国学术
就是通过一个个气候的累积成长起来的。但这个情况可以揭示我们，《中
国书评》在致力于成为小世界内部对话的空间时，是否也能在努力寻找
不同的声音上多花力气。现在新设“当代西方论著简介”栏目，我就倾
向于从这一点来理解它的功能，重要的不是它是冲着“西方”，而是它
是在小世界之外寻找有分量的声音。它之所以不要求有评论，就是为“虚
心”听听与我们现有知识网络反差较大的声音。这种聆听总会受到我们
现有知识状况的影响，我们也难以避免倾向于只听顺耳的声音，但有比
没有强。我们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制约，但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地制造反差，
使小世界快一点变大。当然，我这里只是借着这个栏目来说事，它毕竟
只是一个很有限制的方式，除了保持这些方式外，我们还应寻找别的更
有力的方式。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
知识积累、学术发展和文化演进，是一个社会自发地演进的一个重
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
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正的秩序，才能保证学术
自由不是若干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既然要自由地探索，就会有学术上的分歧以至冲突，解决的方法，
就是学术讨论、争论以至竞争。具体的形式，就是批评与反批评，理论
的挑战与应战。批评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挑战，对
于被批评者来说，批评可以使得他思考得更为周密，理论表述更为无懈
可击，更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理论的拓展。因此批评与反批评做为一种制
度，对于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任何个人。
但若要批评与反批评的制度发挥作用，就必须有恰当的规则，否则
批评与反批评就不会达成上述的积极后果。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将
学术意识形态化。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一种主张的简化的表述，它可
以帮助大众理解相对复杂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易引
入学术讨论中。因为学术讨论需要的是细密的分析，而简化的表述会忽
略许多概念的细微区别，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学术研究的质量。更
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年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
的因素引入，就相当于将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知道，一旦如此，就很难
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要小心谨慎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分开，推而广
之，要避免将学术之外的因素引入到学术领域。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
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
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
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当然，这样的主张和原则，目
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强制大家这样做。
因此自律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话。
社会科学与学者志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王焱
1917 年11 月，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应一个学生团体的邀请，在
慕尼黑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八十年过去了，今天
的社会科学，已经远非韦伯时代的规模面目可比，然而韦伯的这篇演讲，
却依然以其深邃的思想力量而跻身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之林。
韦伯不仅仅是当时德国渊深博大的学术大师，同时又以非凡的政治
远见与洞察力蜚声于政坛，以致后人曾经慨叹，韦伯最终未能投身于政
界，乃是德国人最大的不幸。他一生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两界，一日之内，
乍冷乍寒，却能严格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分际所在。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列
强中还处于后进地位，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艰难竭蹶，民众情绪躁动不安，
德意志民族的头顶上正乌云密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韦伯却没有论
及听众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探讨了作为理
性化时代的知识类型，社会科学能否成为满足人们终极关切的志业问
题。这就涉及到杜会科学的政治与伦理意涵。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同时也可以视为一
种社会建制。
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近代社会一起诞生的。它为自身取得自主性的制
度背景，则是大学渐次摆脱中世纪教会的监控，成为独立的知识堡垒。
而在德国，直至1870 年，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和柏林大学校长双重身
份的科学家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还在演讲中说：“柏林大
学，依着我们的建校目的说，就是索朋霍伦王朝的王家思想卫队。”迄
于韦伯时代，德国的大学依然处于依附政治的附庸地位。韦伯为此在报
刊上发表了不少讨论德国大学问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俾斯
麦“使德国强大，但使德国人矮化”的强权政治下，不仅德国人失去了
公民的自重，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即使大学的成员在政治权力面
前，也无法维持知识独立，他们失去了担当学术角色的尊严感与责任感。
为此，韦伯在他的演讲中力图为社会科学确立两项学术规范：一、社会
科学家为世界祛除巫魅的权利不受约制。二、学者没有牺牲理智的权利。
前者要求学术在建制方面的独立，后者则是对学者人格的内在规范。
社会科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理性化品格，天然就预设了一个开放的、
理性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
展。反之，我们也能以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开放与
理性化程度的标尺。
将近二十年前，走向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建
与引进。那个时候，这一新生的社会科学在建制方面，依然不过是金字
塔型政治体制的一种延伸，而在知识方面，则不得不依附于主流的意识
形态。晚近的经济改革，对于学术而言，虽然具有化解僵化意识形态的
作用，却又产生了一种商业性的拉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在社会
世界中依然缺乏驻足之地。处于这一背景下，《中国书评》作为《中国
杜会科学》的姊妹刊起自民间，以刊发社会科学学术书评为主，标举“提
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宗旨，引
起了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借用清代学者章学
诚的话来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
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也。”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评》选集，邓正来兄命我略缀数语，
以附骥尾，援引韦伯旧事，兼志所感，聊以应命。
祝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汪晖
听说《中国书评》选集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高兴。《中
国书评》创刊的时间并不长，但已有一定影响。概括地说，这份刊物有
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份学术书评杂志。国内的书评杂志以及报
纸的书评专栏已经不少，其中以《读书》影响最大，历史最长。《读书》
的宗旨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评论”刊物，因此，虽然它也发表若干书
评，但评介的并不都是学术书籍，也更多地注重思想的阐发和提出问题。
《中国书评》则以学术著作的评论为中心，强调学术的规范性和学术评
价，在这方面，它不仅有自己的明确定位，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二，《中国书评》注重学术规范，注重在东、西方学术的沟通。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先有《学人》讨论学术史研究，后有《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倡导学术规范，论题虽有所不同，但都注重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的
建设。关于学术规范以及学术规范的本土化问题，知识界有许多不同的
看法，也应该展开讨论。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学术界的学术评价与大
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制度明显地存在分歧和差异。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