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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中已具足科学民主的基本资源，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
理念与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致的，故可以从儒学
固有的基本精神中合乎逻辑地“开出”科学和民主。也就是说，二者的
区别在于科学民主的来源不同——一内部一外部，然二者都希望以科学
民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则同。《儒》书在《导言》中暗示地批评新
儒家的“肯定论”（肯定儒家思想可以同民主思想结合的断论）“未能
作出理据充分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明”，［42］ 而《儒》书的任务则是对儒
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结合作出“理据充分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明”。在这
里《儒》书对新儒家的“肯定论”未作出“当不当”的批评，而是追随
新儒家的理路肯定儒家思想“当”同民主思想结合，只是嫌新儒家“结
合”的理据不足，须由《儒》书进一步充分证明而已。因此，在儒家开
出科学民主问题上，在以科学民主为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在肯定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内在理路一致可以逻辑结合问题上，在以西方文化
为人类共法即人类共同标准问题上，《儒》书与新儒家完全一致。故可
以说《儒》书是当代新儒家学术理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当代新儒家学
术方向的追随与效法，是属于当代新儒家的学术阵营。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理路和学术方向存在着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儒学“当不当”同民主思想结合上，当代新儒家
在政治发展与文化方向上无条件地向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化形态认同靠
拢，使儒学丧失其自性，从而使中国文化不能按照文化自我的内在要求
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非同小可，乃直接关联到儒学
在现代的复兴与中国政治文化在当代的重建。当代新儒家以西方的民主
为儒学的发展方向与重建标准，其动机虽然是欲回应西方文化的现代挑
战，但很可能在这一回应中使儒学丧失其自性而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若儒学果能同民主思想结合开出西方民主，则儒学将不再具有独特之文
化自我，将成其为儒学矣！因此，当代儒家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
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讻
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
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
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何况西方民主及其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
许多问题，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其与非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与不相容
性已被世人逐渐认识，“以西方文化作人类共法”的“西方中心论”或
“文化普世主义”也不再有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民主及其思想的可
欲性与可能性要打许多折扣，已不能象“五四”时期那样天真地完全拥
抱“德赛”两先生了。故依笔者之见，儒学思想在现代发展中必须保住
其自性与文化自我，而“不当”与西方文化结合，具体说来“不当”与
民主思想结合。中国就是中国，西方就是西方；儒家就是儒家，民主就
是民主；二者各为人类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各自散发出独特的芬
芳异彩，同为人类文化大花园增添了丰富多姿的无穷景致，故二者没有
必要结合亦不可结合。若二者“当”结合亦“可”结合，那即意味着必
以如今居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为砧木中国文化为接穗舍我从人地接合，
结果开出的必然是西方之花而群芳摇落，届时就算这朵西方之花开得再
美丽、开遍全世界，人类文化大花园中只剩下此一品种而无限冷清孤寂，
此又何益哉！有生物学家认为，物种是上帝的精心发明与伟大创造，是
一种不可重复再生的艺术杰作，故人为地使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不仅是宇
宙间不可弥补的最大损失，亦是对上帝的最大犯罪。同理，文化是禀天
地的精气所生，是天地生化万物使其可大可久的艺术杰作，故人为地使
人类文化花园中的某一品种消失不仅是人类历史不可弥补的最大损失，
亦是对天地的最大不敬。因此，保住儒学的自性与文化自我不仅是儒学
现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亦是保住天地生物之独特性、神圣性与永续性的
永恒需要，而“儒家思想不当与西方民主思想结合”这一价值判断正是
实现这一需要的基本保障。
“儒家思想不当与西方民主思想结合”只是一价值立场而非逻辑推
理，其目的只在保住儒学自性及其文化自我而不在推出排他的文化结
论，故从这一价值立场出发并不能推出否定西方文化的论断。亦即是说，
这一价值立场的含义是指儒学不是亦不当是西方民主思想，而不是指儒
学完全排斥或反对西方民主思想。在儒学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关系下不能
运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更不能运用因果体用的形上学思维方
式，而应该用辩证的、实用的、经验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儒学与西方
民主思想的关系纠缠到历史文化、生命形态、行为方式、传统习俗、典
章制度，因而其关系是复杂的、具体的、多样的、实践的、差异的、有
时甚至是吊诡的，故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逻辑推理与形上学的体用论在
此问题上具有局限性，不能有效适用。具体说来，即使如《儒》书所推
论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儒学所说的形上本体——与西
方民主思想相同，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可欲性与可能性，但在现实中
这一形上本体要受到具体历史文化条件的许多限制，不可能落实发用为
真实而有的民主政治，何况前面已言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与
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只是貌似而非相同。因此，在对待
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问题上，只能采取实用的态度，即
只要此物好，就拿来、就运用、就受益，没有必要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找
与此物的逻辑一致性，更没有必要在此抽象的逻辑一致性上去推出与中
国文化特质不相应的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制度。也就是说，在对待西
方文化的态度上应采取多元、辨证、经验、实务的态度，而不应采取一
元、抽象、理论、逻辑的体用论形上学态度，即不能如当代新儒学那样
去汲汲建构理论的形上学，在抽象的观念上来“会通”、“融合”中西
文化；更不能如牟宗三先生那样用西方哲学（康德哲学）作为“钢骨”
来“支撑”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丧失自身的生命活力变为不能自立的
瘫儿。总之，在今天保住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我与儒学的自性特质并不意
味着否定西方文化及其思想制度，而是划定中西内外的分际与确立主客
人我的分位。这一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逻辑问题，不是形上学问题；
而是文化价值立场的认同问题，文化自我身份的确立问题，以及追寻文
化的生命之根与建立文化的生命之本问题，即如《儒》书与当代新儒家
所言中国需要民主，也不必将民主同儒学结合由儒学开出，拿来就行了。
何必经过无限的理论曲折且以丧失儒学的自性特质为代价而认人为我
呢？
以上已言现代儒学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保住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我与儒
学的自性特质问题，那么，何谓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我与儒学的自性特质
呢？这是一非常复杂深遽的问题，非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化与儒学传统中
优游涵泳潜沉玩索则不能亲证实悟，即使亲证实悟亦甚难用逻辑理论的
方式推理说出。因本文是对《儒》书的观点作具体的回应，不可能专论
详论此一问题，只能就《儒》书对中国文化与儒学特质的误解简要提出
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及儒学的特质是“礼”，以及由“礼”
提升出来的“中和精神”，而非如《儒》书所言是普遍的人性善与人性
平等观念。我们知道，所谓文化与学问的特质，是指此一文化学问区别
于彼一文化学问的根本标志，若无此标志，两种文化学问就无从区别，
因而文化学问的特质就不存在，亦就不能对其进行识别与界定。当我们
说中国文化与儒学时，我们就预设中国文化与儒学具有其特质以区别于
其它文化与其它学问，如区别于西方文化与西方学问。［43］ 然而，依《儒》
书，中国文化与儒学的特质是普遍的人性善与人性平等观念，这就意味
着用抽象的形上学方法通过概念的逻辑推理抽空了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具
体历史文化内容与原生传统的独立文化特色，只剩下几个与其他文化和
学问无区别的空泛概念，虽美其名曰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在核心逻辑上
具有一致性，实则是使中国文化与儒学丧失其具体历史文化特色与原生
传统学问自性向西方文化靠拢趋同。在中国文化与儒学的生成发展过程
中，使中国文化与儒学区别于其它文化与学问的不是普遍的人性善与人
性平等概念，而是“礼”及其精神。具体说来，中国文化与儒学区别于
西方文化及其民主思想的是“礼”的“中和精神”，而不是与西方文化
及其民主思想相近的超越形上的普遍人性观念。众所周知，“礼”是中
国历史文化的特定产物，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原生性与独特性。“礼”
的特征是在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通过“中和”的精神使处在每一社会等
差中的人能依礼达到与其地位角色相应的平等，从而在等差分殊的社会
中实现其相应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因此，“礼”的“中和精神”，即“礼”
的精神不承认建立在人性善概念上的普遍的、抽象的、形式的、绝对的
平等，只承认建立在“中和”理念上的分殊的、具体的、实质的、相对
的平等。依“礼”的精神，人性在本源处虽善，但在现实中非善，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