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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些学者建议用“资产经营
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些学者提出让职工变成真正
的企业“主人”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所有这些建议都试图回避一个核
心的问题，即所有制问题。我当时的观点与这些主流的观点相反，我认
为，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见张
维迎：“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 年第30 期；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
载《人民日报》1986 年9 月19 日）。但是，我当时还缺乏一种理论对那
些在我看来是非常浮浅的观点予以有力反驳。我感到，要驳斥这些浮浅
的观点，必须解释市场经济中“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
里的逻辑是，如果所有权是不重要的，为什么企业的所有权归资本所有
者而不是工人？1987 年10 月，我到牛津大学进修，开始接触近二三十年
来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理论文献。然而，尽管我从这些文献中得到很大
启发，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提供给我一个现成的武器。比如说，科斯等人
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企业中的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特
别是，为什么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阿尔钦和德莫塞茨
认为团队生产要求有一个监督者（monitor），但没有真正解释谁应该是
监督者；70 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将股东作为委托人，经
理作为代理人，或者，经理作为代理人，工人作为委托人，研究委托人
如何设计最优激励机制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是，在这一理论中，委
托…代理关系本身是给定的，而在我看来，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
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委托人？特
别是，既然企业的收益不直接依赖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如理论假定
的），为什么经理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不能通过把他们直接变成“委托人”
来解决？ 1990 年9 月我回到牛津大学，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为什么资
本雇佣劳动”。从博士论文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甚至可以
说是太大了，做起来自然有很大的风险。但长期的思考使我感到。冒这
个险还是值得的。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解剖古典资本主义企
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现象：为什么从事经营决策的人
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为什么资本家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只有解
释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得益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991 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
工作已经完成，论文的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1992 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
究生最佳论文奖（the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best thesis）
我对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在企业家能力不
易观测的情况下，资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显示当事人的企业家才
能；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愿意充当企业家而同时又拥有足够资本的人才
能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一个资本所有者，当他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时，
会更诚实、可信、尽职和勤奋。他没有积极性夸大（谎报）自己的经营
才能，也没有兴趣从事过滥的投资活动。相反，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有
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营能力并从事过度投资。这里的原因是，在个人消
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个人机会成本与其个人
财产是正相关的。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
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由他人承担，因而，即使经营能力很
低时，他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相反，对一个完全用自有资本
当企业家的人而言，他必须为自己的经营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这样，除
非他确实具有经营才能，否则他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去冒险。具有理性预
期的外部人知道，平均而言，在所有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中，有个人资产
的人比没有个人资产的人具有更高的经营才能，且个人资产越高，（预
期的）经营才能越高。简言之，我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只有
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的机制。这个理论的一个重
要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中没有个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别有
经营才能的人的一种机制，其结果必然是，大量一无所有的苯蛋和同样
一无所有的聪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当“经理”，实际经理的平均经
营能力大概不会比总人口的平均能力高多少。这大概就是中国的现实情
况。过去的企业理论强调的是对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而我强调的是经营
者的选择机制问题。在我看来，由谁选择经营者和谁来当经营者比经营
者是否有积极性工作更重要。中国的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方面
取得很大进展，但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并没有多大改变。这是下一步改革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对三个书评的答复
首先我要感谢汪丁丁博士、张春霖博士和张曙光教授为《企业的企
业家——契约理论》一书所写的书评。他们的书评无论对读者理解这本
书本身还是对读者掌握这本书所涉及的更广阔的经济学内容都是非常有
价值的。
汪丁丁博士是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我曾与他就企业理论方面的有
关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受益匪浅。他的书评的第一部分从一个比较高
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向读者介绍了企业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为读
者理解我书中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背景。从他的评论中，
读者可以看出，企业理论是由不同经济学支流发展形成的合流，这些支
流包括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等。
当然，这些支流本身以及它们与企业理论是互为交叉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企业理论本身也是一个支流。博弈论是一种更一般化的研究方法。
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引入主流经济学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和视野。现代经济学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将我们所观测的各种
制度安排纳入标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人
们之间交易行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即价格制度，现代经济学研究更
一般的交易制度安排，不仅研究价格制度，也研究非价格制度。企业是
非价格制度的一种典型形态。当然，就方法论而言，现代经济学仍然是
非常新古典的，或者说，现代经济学是以新古典为基础的。
什么是“主流经济学”？汪丁丁认为，凡是以“效率”为核心问题，
并以行为者的主观选择为基本视角的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的主流学
派，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准确的。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理
论只所以能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最广泛的解释能力（与其他方
法或理论比较）；通俗地讲，主流只所以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养活”
更多的人。新古典经济学只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养活”的经济
学家最多：不同的经济学家都可以使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作出
贡献，而不是只重复已有的理论。相反，诸如加尔布雷斯的“新制度经
济学”这样一些理论只所以不能成为主流，是因为原作者把能说的话都
说完了，跟随者不可能说出更多的新东西。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在学
术市场是自由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比如说，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主
流，并不是因为它的解释能力最强，经济学家都可以应用它来对经济学
作出贡献，而是因为特殊的制度约束使经济学家不可能选择其他理论。
不过，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也确实是能“养活”最多经济学家的理论，
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主流。
现代企业理论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
为它已被纳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但新古典经济学中本身没有企业理
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producer theory）只是与消费者
理论（sumer theo…ry）对应的供给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厂商理
论把企业作为一个一元化的行为主体，研究这个主体如何根据价格决定
供给，正如消费者如何根据价格决定需求一样。企业理论把企业作为由
不同个体组成的组织形态，研究企业形成本身和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的
关系。企业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厂商理论。新古典的厂商理论仍是
研究市场行为的基本理论（当然，博弈论丰富了厂商理论）。
汪丁丁博士书评的第二部分试图创造性地运用简单化的模型概括我
的理论。不过，他对我的第二章内容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他导出的结论
是，如果生产成员对经营成员的监督是完全无效率的，而经营成员对生
产成员的监督是完全有效率的，最优的契约是经营成员独占剩余；反之，
最优的契约安排是生产成员独占剩余；如果双方监督都有一定效率，最
优契约是剩余“分享制”。我的结论是，即使双方监督都是可能的，但
如果经营成员监督生产成员比生产成员监督经营成员更有效，经营成员
独占剩余是最优的；反之，生产成员独占剩余是最优的；只有当监督在
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即独占剩余下的最大福利小于最优分享制下的最大福利），剩余分享
制才是最优的；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在监督上同等足够有效（且生产上
同等重要），独占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