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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我们就可以有另外四种派生形式的企业家：（E2＋I2）；（I1M1＋C2）；
（I1M1＋I2）；（C1M1＋I2）。大致来说，I3 是商业银行通常扮演的角色，
I1 和I2 则更多地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角色。其中I1 和I2 的区别类似于
现实中的战略性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的区别。
那么，金融机构从何而来？和普通工商企业一样，金融机构也既可
以由国有资本开办，也可以由民有资本开办。民有资本开办的金融机构
可以由上述第（2）、（3）、（4）三种途径产生。暂时撇开国有资本的
特殊问题不说，即使民有资本开办的金融机构，其行为能否符合效率原
则？显然，这是四种派生形式的企业家能否形成的关键。金融机构的行
为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它自身和C 类资本所有者的
关系，即它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C 类资本所有者利益的约束。前面
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上述第（2）、（3）、（4）三种途径所形成的企业
本身就可以是金融机构。因此，C 类资本所有者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可以
是C1，但主要是C2 和C3 两种。例如，存款人在银行中的地位是C3，投资
者在投资基金中的地位接近于C2。对于企业家的形成而言，金融监管的
意义之一就在于充分保护C2、C3 在金融机构中的利益，使之成为对金融
机构行为的有效约束，以保证其行为尽可能符合效率原则。在转轨时期，
金融机构在专业知识和信息上对C2、C3 的优势尤为显著，强化C2、C3 的
利益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也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国有资本目前仍在金融
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因此，金融机构要在企业家的形成中发挥作用，还
有待于国有资本所有者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3。国有资本所有者的特殊问题
国有资本所有权如何与经营能力结合而产生出企业家，是一个更为
复杂的问题。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如果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
为能接近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则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就可以接近民
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路就可以走通。因此，核
心问题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如果国有资本所有者能象民有资本所有者一样行事，则前面所述的民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相结合的途
径对国有资本所有权也同样是敞开的。
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问题与民有资本所有者的问题有不同之处。
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是由于其可选行为的空间受到了人为的限
制，只要取消这些限制，民有资本所有者自己就会寻找与经营能力结合
的途径。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不是由于其可选行为的空间受到
了人为的限制，而是由于，以现有的组织结构，它本身就没有作为资本
所有者参与市场交易的行为能力。这不仅是因为行政机关没有能力作为
行为规范的资本所有者参与市场交易，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5］而且，
我们也找不到哪个行政机关能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全部权利，承（，） 担国
有资本所有者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现实的情况是，从中央到地方，众
多的政府部门都在行使属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但没有一个部门能
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二节结束时提出的问题：如何改变相关的制
度条件，消除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两项应作为企业改革重点的“配套改革”
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属于
与“企业改革”相区别的“配套改革”。但是，前面我们的分析所表明
的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应成为企业改革的
重点内容。因为，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其实只是计划经济所留下来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不相适
应的一种表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关系到图1 中交易①、②、③发
生的制度条件，金融体制改革则关系到交易④、⑤发生的制度条件，只
有通过改革改变这两种制度条件，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问题才能解决，
企业家才能通过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的结合而产生。由于国有资本在
金融中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又直接制约着金融体制改革。如
果这两项改革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企业家缺位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没
有企业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企业改革要做的一切事情就都
只能由两种人来做：或者是政府行政机关，或者是内部人。
由此看来，“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的区分的确有误导的作用。
实际上，企业改革要达到它的目标，其内容就应当是以公司化改制为中
心而组合起来的若干项“配套改革”。除了“配套改革”，“企业改革”
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名词。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面所述的国有资本所有
者的行为能力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改革需要在机构和规则两个方面
展开。
在机构方面，改革的任务是明确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主体。由于
国有制本身的性质，这一主体必然是一种“联合所有者”，即由一个行
政机关和至少一家企业组成。前者是“国家”的具体代表，后者是作为
资本所有者进入市场交易的主体。两者缺一不可。按照一种被广泛同意
的设计，前者称为国资委，后者称为国资公司。
在规则方面，改革的任务是为国资委和国资公司提供有效的激励和
约束，使这个“联体所有者”的行为尽可能接近于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
为。例如：
（Ⅰ）硬化国有资本所有者的预算约束，强化居民对其的监督。为
此，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要分离，二者间的拨款要受到代
表居民或纳税人利益的机构的严格监督。国有资本所有者不能不受监督
地借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从居民手中征集资金，弥补自己因经营亏损等原
因形成的资金缺口。
（Ⅱ）限制国资委及其成员的职能，使之摆脱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专心于做“运动员”，而不兼做“裁判员”。
（Ⅲ）限制国资公司的资产组合，包括其资产中股权与债权的比重，
股权在企业间、行业间的分散程度，防止这些公司的控制者为追逐权利
而牺牲所有者的利益。
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改变图1 中交易④、⑤发生的制度环境，
使上一节所述的民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的结合能顺利进行。这方面
的改革也包含机构和规则两方面的内容。
在机构方面，改革要有利于创造出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改变几家国
有银行垄断融资渠道的局面。只有这样，民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在企业家
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为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银行之外发展非国有
银行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
程。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解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问题（参见张春霖，
1996）。
在规则方面，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明确界
定并有效地保护民有资本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行
为，使之尽可能接近效率原则的要求。
不难看出，展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也
就是培育竞争有序的资本市场。
综上所述，我们用《理论》的概念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所得到的基本政策含义是，企业改革应
当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在机构和规则两方
面展开，促进竞争有序的资本市场的发育，解决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的
问题。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理论》的理论基础，就可以发现，得到这样的
政策含义是很自然的。如《理论》所指出的，企业的契约理论的共旨就
在于，企业乃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第11 页）。换句话说，企业是各类
要素所有者在市场上发生的契约关系的产物。这正是企业的契约理论研
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对契约理论而言，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必
然会成为市场的问题，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理论》
虽称为“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但其基本分析框架显然是契约理
论的。所以，我们运用它提供的工具研究企业改革问题，而发现了资本
市场发育与企业家形成之间的联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如果
我们运用契约理论及《理论》本身提供的相关理论工具研究劳动者与企
业的契约关系，我们还会发现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改革的联系，以及另一
项“配套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在企业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既然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制度改革成为一系列“配套改革”
的联结是很自然的。
五、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成功之所在
多年来，无论经济学理论的“制造商”还是“用户”，都一直不遗
余力地追求“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目标。但在现实中，要做到理论与实
际的联系和结合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究其原因，既有“用户”方
面的，也有“制造商”方面的。在“用户”方面，要对经济学理论有相
当的鉴赏能力和运用能力，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经济学理论的简化
是有成本的，在很多场合，简化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技术上是不可
能的。尤其是，要使某些“用户”能用其头脑中既有的概念和方法理解
经济学理论的成果，往往不得不把真理扭曲成谬误。但是，“制造商”
方面的原因更值得重视。在我看来，一种经济学理论要能达到理论联系
实际的要求，至少有三个条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