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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化的比较研究），因此就必须说明社团作为整体所具有的一些基本
特点。而在复杂的社团现象中，“半官半民”大概是唯一能够“平衡”
全局的手段了。
然而，中国社团的半官半民特征（严格地说，这一概括并不准确，
因为它并不能涵盖官方社团与民间社团）只是一般性地指出社团兼有两
种不同性质这一事象。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兼有”的份量（七官三
民，还是六民四官或数量意义上的半官半民？）和“两性”的关系状况。
对于这两个问题，作者作了一并处理：“这些社团的共同特征，是既包
含有民办的因素，也包含有官办的因素。但两种因素的构成格局，在不
同社团差异很大。”（页75）遗憾的是，在作者选择的研究框架内，是
无法妥善地处理这种差异格局的。于是，这种“差异”使作者处于摆钟
的位置，时而倾向于民间性，时而倾向于官方性。所描绘的社团性质也
因此而多变，时而给人的印象，它只不过是政府机构的派生物，时而似
乎又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社会团体。
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一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社团
的主体是官办与半官办的社团（页333）；可是相反的说法马上出现：“从
总体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大多数社团，特别是纯民间社团，基
本上是一种自治性的群众组织。”（页212）“我国社团的主体是半民间
和民间组织，成员的联结是建立在自愿互益基础上的，。。”（页287）。
一方面，作者认为，在多元互动格局中存在着社团对政府层级结构
的依重和对官方整合的依重（页323—4）“中国现阶段的社团，由于其
半官半民性，则更贴近于政府，明确负有沟通和联结政府与民间的‘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页313）另一方面，作者又说：“从功能分
析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社团组织的‘民间’色彩重于‘官方’色彩，
尽管在组织上它们大多表现为半官半民的性质。”（页129）
一方面，作者告诉我们：“社团是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行间接
管理的产物。”（页277）“中国现阶段的社团组织大多是在政府行政力
量推动下建立的，。。”（页344）；另一方面，又说：社团管理功能的
产生并不是政府的有意作为，而只是无形中建立的（页298）。而且，“社
团管理功能的产生，是改革后政府为加强新形势下的社会控制与管理的
能力，附加给社团组织的一种外在的职能。”（页284）“。。无论是第
二纵向沟通渠道、横向联系网络还是纵横结合部，更多地是自下而上地
从民间的基础上建造的，。。”。（页31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社团》作者在处理民间性与官方性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摆动，自然
与论述对象的复杂性有关。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想的连续谱
来表示。一极是政府，一极是社团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社团的官民特征
“比例”以及所发挥的主要功能，端赖于它在这一连续谱中所处的相对
位置。显然，不同的社团与政府处于不同的关系类型之中。有的社团直
接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在人员、经费、物资、权力等方面，都依赖于
政府部门。有的社团则是从政府手中附带地承担一部分管理的功能，其
主要职能不在于此。有的社团则与管理功能根本不发生关系（所谓官方
社团、半官半民和民间社团的划分是也）。其次，即使在半官半民性质
的社团当中，情况亦非简单。从社团的组织方式来看，有的社团是政府
出于管理的需要，从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其领导成员、活动经费亦由
政府包揽，有时索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像这样的社团，能否称之为
半官半民，其实是大可疑问的）；有的则更靠近民间社团，在组织起源
上，由民间基层发起，然后经历了自下而上的过程（聘请政府干部，接
受政府的领导等等）。在这两端之间，同样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社团
组织（如果要细分的话，民办基础上的官方性与官办基础上的民间性也
是不同的）。显然，要概括如此错综复杂的社团现象，远非一件容易的
事情。
但是，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现象本身的复杂，而是这种摇摆使我们
产生了一个疑问：即作者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使用的概念，能否有效地
处理复杂的社团现象？如上所说，作者使用的分析概念是“官方——半
官半民——民间”的三分法。从逻辑上说，“半官半民”有可能成为沟
通官民两极的中介，从而消除官民两极的对立（结构上的分离，价值或
利益上的冲突），由此揭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换句话说，这
一脉络内的“半官半民”特征强调的是一种“融合”关系。我们在上一
节便是基于此一理解来比较《社团》一书与怀特教授所作的研究的。然
而，《社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决不是明晰的。至少，在处理社团的
官方性与民间性关系的问题上，作者所作的与其说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
起来，不如说是力图将它们区分开来。这表明在（部分）作者的意识深
处，官方性与民间性依然是对立的，“半官半民”并未被视作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一个融合特征，而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杂处罢了。
在“官方——半官半民——民间”分析策略运用上所表现出来的局
限，明显地制约了作者对中国社团与政府关系进行创造性分析的能力，
以及可能取得的成效。
（2）中国社团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目前社团的半官半民的组织特性是双轨经济体制的直接
产物。“随着‘双轨制’的消失，这种半官半民性质的社团组织也会发
生变化。”（页336）因此它“不过是一种过渡形式”（页25）。这种
变化的总趋势是官方色彩渐渐减弱，民间特征逐步增强。用作者的话来
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团的一些过渡性的组织特征会随之发
生变化，社团的民间性质会逐步加强，其‘官办’特性会逐渐向‘官助’
转变。‘官助’与‘官办’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官助’意味着社团不
再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不再通过‘挂靠’方式在行政上直接由政府部
门管理、在权力上间接地借助于政府部门、在人财物上与政府部门合一。
政府将在社团体制趋于成熟的条件下，把行政控制的方式逐渐转变为在
财政上尽量少地给予补贴，在政策上尽量多地给予支持，在管理上尽量
放权，让社团自己管理自己，并逐步将某些可以由社团承担的职能转移
给社团，实现由政府与社团共同担负的，行政与非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社
会管理与控制。”（页345—6）
社团对国家（政府）的依附特征及机制究竟是暂时性的现象，还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团制度？这是一个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严格
地说，关于社团官民双重性变化趋势的任何论断，都必须建立在跨时段
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因此，我们这里谈的只是一般性的思考。）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是：在这种关系中那一方占据着重心的位置？（这通常表现为社会自
主性与政府自主性在程度上的反比关系。）因此，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
会关系变化的预测或评介，其实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1）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演变将趋向于何种方向？（2）这种演变能否达到这样的程度，
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从国家或政府为中
心的关系类型，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关系类型？
第一个问题是相对于原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而言的，这方面，大
家的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改革过程中，社会领域空间在扩大（民间性
因素增长）；而且，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二方面：这种趋势能否达致质的临界点？（许多市民社会论者，赞成
这一趋势假设，当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可选的价值取向）。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
的理解。具体说来，它是一种过程特色，还是一种本质特色？所谓过程
特色，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由于
历史或其他原因，而呈现的暂时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对国家的
依赖性将渐渐减弱，而自主性会逐渐增强，最后摆脱依附性，达致真正
的独立地位。所谓本质特色则是指，尽管改革过程中，社会空间在增大，
独立性因素在增长，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这种独立性始终处于既有的关
系性质或框架之内，换言之，国家仍然处于这种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地位。
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社团内部的分化现象将在改革过
程中进一步显突起来。其中，有的社团将完成从半官半民（或官方）性
质，向民间性（或民间性为主）社团的演化；但是，由此断言所有的社
团都会如此变化恐怕不当。必须将某些社团向民间性的转型与整个社会
结构中心的转移区分开来。与民间性趋向共存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尽管
社团的发展趋势很强劲，但是有的社团依然继续在人员和财政等方面保
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并且从政府那里寻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
说，社团的官民双重性并不是改革过程中暂时具有的特征，它很可能是
一种持久性的社会现象，并由此构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考虑
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历史遗产，1949 年以后的社会结构，以及东亚地区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设想这一结构的可能性也许并非天方夜谈。［10］
由此看来，中国社团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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