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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对于《书评》来说，其功能也许更多是后一点。如果真的如此，
《书评》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一般的难题，它必须培养出一批具有敏锐
学术眼光同时又志在于此的书评作者，他们能够并善于将一本著作甚或
是一篇论文中的思想提出来，推荐、批评、诘难、讨论，既引起学术界
的关注，同时又促使甚至是迫使原作者思想的深化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要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这一方面，是要有真正坦率、
真诚、有见地的批评，我想这一点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我想谈的是另
一方面，是重视把中国学者自己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形成对中国问题
的学术讨论，对这类研究加以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包括推荐和表扬）。
没有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中国学者，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却没有中
国的学术共同体。因为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要有交流，要有互动，要
有一些相互的批评，也要有表扬和借鉴，并由此形成一些共识。应当说，
昔日的《书评》是作了一些很重要的工作的，包括对一些重要著作的学
术讨论。但是还不够，尚未能影响一般的学界。
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表扬、推荐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许有
人怀疑，这很容易流变为相互吹捧，尤其在廉价的广告式书评甚多的今
天。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写书评的人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首先确实要有眼光，要愿意花功夫仔细阅读，而不是简单地
捧场；要能在一个学术脉络中展现这些你认为不错的研究究竟为什么不
错。其次，也要有气度，要能够将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当作中国学术共
同体的进展，将学术同仁的研究成果作为下一步研究的起点，为朋友的
哪怕是一个小小进展高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读者是完全有能
力辨识什么是学术批评，什么是简单捧场的。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
一个中文学术世界的事。例如，至少是在法学界、政治学界，我常常发
现一些著作和论文中大量引征的是外国人的一些显然过时或本来就不出
色、甚至未必入流但偶然进入中国研究者眼中的东西，有时甚至是一些
材料和关于中国的简单判断也是“出口转内销”。这种状况是与我们推
荐、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够有关。
这种状况的发生，当年是有道理的，那时中文文献少，或者许多中
国学者是在西方受的训练，他们不得不主要利用西文文献。可是如果遗
忘了境况的变迁，将一种特定制约下出现的现象作为一种常规，一种“学
术规范”，就会贻误学界，贻误后人。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这些学术人
不能不审视的。因此，我非常赞同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经济学的中国学
派的追求，而不简单地赞同学术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上（而不是规范上）
的同世界接轨——除非是已然或必要。当然，这并不是学术上的狭隘民
族主义，而是并且也仅仅是为了学术的发展，为了中文学术世界的形成，
为了提出和讨论西方学者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生活环境不可能感受或发
现的、然而在中国确实存在并且是有意义的问题开拓空间。这一点，也
许是《中国书评》可以有所作为的。
仅仅说这两点，作为对《中国书评》复刊以及对《中国书评》选集
出版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一点反省。
倡学术规范开一代新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友渔
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学术批评。中国的书评、文评类文章往往
多如牛毛，但大多为介绍、感想和借题引申发挥，它们对于启迪民智、
培养情趣、造成风气大有好处，但那种严肃的、纯学术的，仅就专业论
题作出辩析和评价的书评，在中国却甚为少见。1994 年创刊的《中国书
评》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以我的孤陋寡闻，
本世纪中国学界似乎还未有过这种专门的、高水平的书评刊物，至少，
本世纪后半个世纪是没有这种书评杂志的。《中国书评》的出现，不但
为中国学界开展认真的、专业性的学术讨论与批评开辟了一个园地，而
且使我们这些既关注国内，也关注国际学术思想潮流、动向，爱作横向
比较的人，心中产生了欣慰和自信，不致于一翻读国外专门书评杂志就
感慨与汗颜。
我以为，《中国书评》的价值，除了给广大学人提供广泛、深入、
尖锐、高水准的学术评论，还树立和倡导了一种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捍卫学术规范的新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努力，因为这需要与中国学
界的惰性、疑虑、浅薄与偏见作强韧的斗争。
许多栖身于学界的人其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式的文人，他们
看不出各类文字产品之间的差别，比如不清楚学术论文与散文、诗歌、
小品文、杂感的区别。他们只强调学术文章的所谓思想性或独创性，似
乎这是一件见仁见智，别人毋庸置喙之事；他们不知道学术思想的独创
性还有客观、科学的一面，即立论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要有一定的
检验和鉴别的标准与程序。如果只以奇思妙想取胜，那么算命先生的话
往往也能八九不离十。信口开河的结果并非句句荒唐谬误，再高明的科
学家也有失误之时，但专业人士和常人、骗子的区别，同一从业人员群
体中优劣高下之分，还是存在的，虽然要陈述一个精确的、或者人人认
可的标准并非易事。
对提倡学术规范置疑的人中，态度认真、据理力争者不少，但仍有
许多人并不看提倡的到底是什么，就想当然地反对一气。比如，他们把
学术规范和“学术霸权”扯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质问：谁来制定和提出
规则？其实，学术规则和人类日常活动的大多数规则一样，是一种自生
自发而得到认可，并不断完善发展的东西。动辄就用“谁有权制定规范”
来堵别人口的人，可以想想把这一套用来对付道德规范，又会怎样。反
对的论调中，还有将提倡规范等同于依附和强化体制之说，这是闭眼不
看事实。体制对学术的压抑和禁锢，实质在于以意识形态标准取代学术
标准，以政治批判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和争论，体制从不提倡、从不遵
守学术规范。提倡学术规范的人决不比反对者更带官气，更依赖于体制。
把任何主张都等同于意识形态，把任何话语都和权力扯在一起，言下之
意不过是：除了自己天下无好人。我怀疑，这样的人只有靠大家不能区
分是非黑白、真假好坏才能活下去。
对话的层次及其他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贺卫方
能够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自己感到十分荣幸刚才不少学
者都提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说法，我个人尚没有在《中国书
评》上发表文章的荣誉，因此也可以说我是《中国书评》“体制”外的
学者。不过，《书评》是我十分关注也十分喜欢的学术刊物，我参加写
作的一部著作（《走向权利的时代》）曾在这份刊物上受到相当激烈的
批评，自己也从那次批评中获益良多。如今《书评》复刊了，辽宁大学
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刊物前十期文章的精选本，这都是很令人欣庆的好
事。表示祝贺之余，自己愿意就刊物今后的编辑问题谈点想法。
我想，说《书评》是一份特立独行的刊物恐怕在学术界不会有异议：
从创刊伊始，刊物的编者就相当自觉地将评论的范围指向社会科学，重
视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的评论，重视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对知识生产过程及知识形态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学术规范化的倡导颇
有助于人们思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应当形成怎样的学术规范，
如何才能逐渐地形成学术规范，等等。倡导的同时，《书评》的作者们
又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也通过对某些失范作品不留情
面的批评，使学术规范变得更加具体化了。这应当说是《书评》在九十
年代对中国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非常大的贡献之一。
作为建议，我希望复刊后的《书评》在促成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
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可以发现，学术规
范化（以及本土化）的讨论是所有严肃学者都关注并且可以参与的一个
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展。但是，涉及
到某些比较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如何使学者们能够沟通、对话，并且保
持对话的高水准，似乎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当今社会，学术分
工日益细致，造成知识沟通方面的很多困难，这或多或少妨害了知识的
真正增长。也许大学里的院系体制所造成的知识壁垒正是这种体制影响
知识的一个例证。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当然不是没有，但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见到的却是所谓“印象式”评论，赞扬和批评都显得说不到点子上，
隔靴搔痒，移的就矢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自己很期望
《书评》能够在今后树立更多的好典范。
说到对话，我还想顺便提出对《书评》编辑方针方面的一个建议，
即是否能考虑扩大评论对象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科学的范围，把
人文学科也纳入评论的对象之中。现在的这种编辑思路当然有其合理
性，因为刊物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非社会科学领域的
作品很可能包孕着十分社会科学的意义，关键是学者能否加以揭示和分
析。
另外，文章的类型能否更加多样化一些？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
的评论，在目前的《中国书评》中似乎就没有立足空间。也许，《书评》
的编者有意识与《读书》杂志保持风格上的差异，认为《时报书评》类
型的文字不太适合在《书评》上发表。但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