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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呈现的呈现。神秘已经从崇高的意念退回到脱口而出的词语中了。
日常的悲剧更见其精神的穿透力。
所以，利奥塔这样回答“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拟是这样一种状况，在现代精神中，描述本身同时暗
示着不可描述；拒绝好形式的自我安慰，拒绝对鉴赏力的承诺，使对不
可能之渴望的共同经验和分享成为可能；力图寻找新的表达，然而不是
为了尽情享受，而是为了使感觉能尖锐地去感觉不可能的事物。。。
。。对此我们要大声地回答：向整体开火，我们要证明不可描述性，
我们要激活差异性，我们要拯救差异性，我们要拯救名称的荣誉。”＇20＇
这段话说得很精彩，也很尖锐，但却公然隐含着一种“唯名论”取
向。事实上，这种唯名论取向被美国一大批搞文评的“后现代主义”者
们用类似瓦格纳歌剧中的合唱大声嚷嚷出来了，那就是：
语言的确定性只是一种空名，其隐含的意义既无实指也难确定，是
无；因而证实不了形而上学的本体：“以无显无”。于是本体不存在的
虚无主义结论，成立了。
这些把后现代主义叫嚷成虚无主义的鼓吹者们是否想过：
p 语言不能证明本体存在。
q 本体不存在。
p、q 两个命题是等值的吗？或者说，由p 及q（p—q）的逻辑推导
能否靠因果必然性建立起来？
要想这个推论成立，只有当且仅当下列条件：a 语言空间就是世界空
间，b 语言逻辑具有确定的一义性。
a 保证普遍性，b 保证必然性。然而，即便a 可以成立，b 却难以成
立。事实上a 的成立已经将词语的隐喻空间包含着，而隐喻空间本身是
根本不能确定的，因而b 的逻辑一义性即便在表达式的限定中也限定不
了表达式的语言行为的多义可能性，更何况语言的语义生成性的任何显
示同时就是隐蔽，以致我们看来十分明白的表达都免不了注目时的可疑
性。例如，“咖啡香”，“月亮真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
等。语言的真实性恰恰是靠语言的模糊性维持的，确定的是不确定的限
定。
所以，“语言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的存在”，同时可以表达为，
“语言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存在”。这就是语言的“两不性”。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哲学——“以无显无”——只有极其有限的可解
释性。要想从中引伸出“本体不存在”的“怎样都行、为所欲为”的虚
无主义结论，同样是理性的僭越和非法。
反形而上学的“语言转向”如果有什么意义，除了能消解形而上学
本体的任何意识形态化，根本消解不了形而上学本体自身。它是非逻辑
论证的超验的信仰领域，永远是人的有限性参照。
人，诚然是自由的，但只是隐含着无名敬畏的自律的自由。
三、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第一次启蒙的鼎盛时期，
前面经过“言技”、“言政”到“言教”，正好标明启蒙的文化属性。
也就是说，启蒙如果不启蒙到文化层次上，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即社会
的、国家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在个人的生活态度、精神气质、思维表达
上落实下来而取稳定形式之认同共识的保证。
个人的面貌，其实是启蒙启到何等程度的极限标志。这已为中外启
蒙思想家们所反复说道。
可惜，不仅说做不是一回事，连同样的说，甚至同一个人的同样的
说，他说的和他指的，他说的和他想说的，能说的，也往往不是一回事。
例如，说的是“个人”，其实指的是“人”。在中西第一次启蒙运动中，
以“人”代“个人”，以人为个人的本性而取消个人的说法和做法，是
普遍不意识的，还视为当然。
所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
“神本”面前恢复“人本”的合法权利，对我们纯属多此一举，因为中
国文化历来是人本主义的。
只有当问及人本自身，是怎样的人本时，例如是自然宗法的道德人
本，还是真统善美的理性人本，启蒙才由“文化”问题变成“文明”问
题，因为后者能够造成西方今天的文明进步。但东方仍有倨傲的地方，
那就是中国的道德理想似可挽救西方的道德没落。
这当然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的自娱。事实上，人家的道德
颓势可以在他们的宗教中获得救赎的援手，而中国人早在春秋时期，“礼
崩乐坏”已滔滔天下，尔后更远离尧舜“黄金时代”，以至今天中国人
的道德，久已是“梦幻的本质”了。
这是一个征候，恋旧本是儒家的情结，它从未在过去时中挣脱出来，
更何况以道德为主体这种无真即无生殖力的残缺，恰恰是现代性中隐藏
而亟待排除的救亡的根源。不妨再回头检索一番。
相对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引进了或不如说启发了三个主要范畴：“科
学”、“民主”、“自由”。
“科学”，除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在我看来，它更直接是生
产力意识，特别是扩大再生产的再生产力意识。这正是中国文化立于其
上的自然经济所匮乏的，也是社会转型至现代的基础。此系国脉，皮之
所存，舍此而不足以言他。
“民主”，显然是对抗君主专制的政体概念，即由多党代表各阶层
人民共和执政，并立足于不善而强化分权制衡机制以达到民主监督共和
之目的。
“自由”，这是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生长点。中国传统文化可
以分类为没有宗教的自然伦理文化，即奉为至上的“天人合一”本然就
是“天理人伦”。所谓“天命下贯而成道德之性”，说的就是人本于天
的“道德主体”。“内圣外王”系天命之终、人本之最的两大楷模：为
人莫过于“圣”，在世莫过于“王”。而圣者无非墨守“天地君亲”自
然之道的“师”，终是“王”的辅佐与教化。于是，中国文化的梯极：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修身”、“养性”，
眼睛向着“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属之路，一目了然，确
定个人之本性的是“族性”、“种性”即等极之性，归根到底是“君国
之性”，从来没有个人之为个人那回事。鉴于此，“个性解放”的自由
境界便成了启蒙悬设的理想。虽然它并不一定知道自由为何物，但把个
人从为圣为王的伦理共性中解放出来，使“臣民”或“子民”变成“公
民”，至少是启蒙的一个最切近的目标。
总之，谁能“科学”、“民主”而“自由”，谁就执启蒙牛耳。
但是，五四运动中，“科学”、“民主”，可以形象化为“赛先生”、
“德先生”，已然是树得起来的两面旗帜。“自由”却不然，而且掩饰
不往一个怪现象。
中华民族素以“道德之邦”自居，圣人教化不绝于耳，“人皆尧舜”、
“贤哉回也”，历来为儒家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可五四运动的主将如
陈独秀、鲁迅、胡适，甚至梁漱溟等，没有不对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怒
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无可奈何的悲愤。此其一。
其二，中国人的国家观念、集体意识，可谓世界之最，但同样举世
瞩目的又是“一盘散沙”、“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以致像孙中山、
毛泽东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深谙此“民情”而不得不定出相应的“国情”。
两大怪异都出在个性解放的自由标底上，个人终成虚假，启蒙所启
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中国与现代性”的问题，在海内外广泛地讨
论着，从没有启蒙一劳永逸，尔后朗朗乾坤的景象，即便纯粹的光明仍
同纯粹的黑暗一样什么也看不见。这光明的双重遮蔽，大概就是今天启
启蒙之蒙的意义。
当然，今天有两个条件与世纪初不同。一是内部的，救亡与启蒙的
二重奏，启蒙从不过微弱的和声，一跃而为宣叙“现代性”的主旋律，
它再也没有借口回避自己的主题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
二是外部的，“欧美中心论”的文化格局，至少在现在已为欧美文
化内部的现代性思潮所淡化、剥落、消解。
顺便插一句，有人认为，来自欧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后
殖民主义”即又是他们提供“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眼光及其话语，强使
我们接受以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使之虚无化。
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使欧美文化走向虚无主义了。如果我们虚元
化了，那首先是西方虚无化了。人家从来没怕过，从民族叛卖主义到民
族虚无主义，我们怕什么了？况且，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决不会
在错误的类比中因归类的好坏而好坏的。退一步说，“后现代主义”未
必就是“虚无主义”？何必以讹传讹，自己吓唬自己。
我是文化类型论者，不同文化类型的可比性建立在不可比性上。可
比的仅仅是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一个自己超出自身局限的现代性转换及
其与个人自由度的关联。至于如何转换，转换成什么，开放怎样的自由
度，那全然是各个文化类型自身的事业。
所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管呈现出怎样的主义，对我们，
除了可参照性，从来都不是想拿来就拿来得了的同步裁剪的尺度。我们
只有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选择超出的可能。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中国，大体可以听到四种声音：
a 现代新儒家，b 新理性主义，c 新马克思主义，d 新实用主义。
除了a 仍然沿着“宋明性理之学”的余脉，“旧瓶装新酒”外，其
他三种，都和西方文化有更多的因缘。如果硬作一个简明的划分，前者
仍属“中体西用”，后者可叫“西体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