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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康德至少道出了思维主体的某种优越和主动性。由此发端，现代哲
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已是异常的繁
杂。从现代认识论来讲，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及当代思维科学的成果都
足以说明关于主体不存在要不要，而是如何研究的问题。而文学界在两
个层次上至少滞后于哲学：第一，仅仅停留在强调主体性问题上，在理
论讨论中回到洛克与康德时代（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论
纲》的水平）；第二，关于主体性的正面阐述，由于缺乏哲学史的基础
而显得浅陋。如果说，我们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而使得主体问
题的研究显得很薄弱，那么，具有学科史准备（特别是哲学史准备）的
理论阐述，才是具有建设性的，才是具有启示价值的。如果不是时代的
机遇给当时的一些文学理论家以如此厚赐，这场讨论就不会演变成象后
来人们知晓的那样了。
例二，关于郁达夫的评价。八十年代上半叶，一本讨论郁达夫的书
成为轰动一时的代表作＇8＇。对这部著作的评价现在看来是一种典型的八
十年代的文化现象。该书的主要动机是做翻案文章，对以往的郁达夫评
论加以反拨并根据一些必要的材料引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根据古典的
归纳法，独自寻求一些材料支持某种观点是一种常见的范型。《郁达夫
新论》没有脱离这个旧轨道。在这种翻案文章中，某些观点肯定会带来
一定的启示，但基本立论却是由于思维方式的陈旧而显得捉襟见肘。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做翻案文章的思维方式和操作过程是有历史的渊源
的。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贺麟先生就对五·四以后的各
种新思潮的兴起并由此引出的否定性学术思潮作了出色的阐述。历史这
样相似，人们对这种简单而又省力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反复出
现已习以为常了。这虽然有文化史上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这标志了一
种浅层思维的历史惯性。在真正结束文学研究中的前科学状态之前，这
种思维状态将成为日常思维而被沿习下来。
第三，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中，“格式塔”成为流行文章中
的流行名词。在美学界，不谈“格式塔”似乎就不配谈美学，从一般社
会效应看，刚刚开放的中国引进一些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和新的概念，这
可以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也是打开了中国美学学者的眼界和思路
的。但是，在心理学界，格式塔仅是二十世纪初的成果，它在心理学界
早已不是鲜为人知了。格式塔的“场”论。在心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但在随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现代心理学已取得飞速的发展，到七
十年代，现代认识心理学已成为取代一切其他流派的最新心理学成果。
即使在国内心理学界，格式塔也早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一九八四年召
开的全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委员会的年会上，与脑科学相关的认知过程
成为人们关切的前沿话题。因此，中国美学界在八十年代初的“格式塔”
热只是一种滞后于知识增长的自嘲式的热度。在学科史上，格式塔心理
学与美学的联姻早已有人完成。阿思海姆的美学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现代
美学中的格式塔理论的完备应用。而这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成果了。由
于消息不通，中国美学界（广而言之中国文学界）曾经走过不少的弯路。
格式塔热就是一例。在研究逻辑上，这是非历史地无创造的借用他人的
范畴和概念思考的例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文化传播。它
的社会价值值得肯定，但我们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考察，这又是不可原谅
的知识的负增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公布于世并作为
研究成果，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使某些旧的知识和理论名浮一时，但它改
变不了研究水平的实际状况。
以上仅举三例，说明了人文学科中非科学状态的三种类型。归结起
来，它们特有的思维态势是非结构型的、线性的，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简单归纳与演绎的结合（翻案文章就是简单归纳，“格式塔”就是简单
演绎）。
现在到了打破那种自以为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成果”心态的时
候了。长期的中国文人的不良心态之一是由于环境而造成的因循守旧，
移用他说和不思创造、缺乏科学与逻辑意识。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使人
文学者身上显在的和潜在的这种性格弱点暴露无遗。年轻的一辈学者应
在研究历史的回顾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创
造而不是对已有结论的陈述上。
4。相反地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非没有著书立说成功
的范例。这种成功可以从多层次地看，并可以从中悟出人文科学知识增
长的一般规律的某些特征。
例一，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9＇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与金文、
甲骨文专家的王国维在某些特殊的领域是有他杰出的贡献的。在考察古
代文化和历史的时候，王国维应用双重证据法以不存在歧义的地下考据
事实映证史料上的文字事实，对材料所隐含的结论进行了确凿的论证。
历史证明王国维的不少结论是符合实际状况，在学术史上站得住脚的。
这就提供了一个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精神的范例：以确凿的事实（如
地下挖掘的实物）为依据，对某段历史和某种上古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由于以事实为依据，那么，所获得的结论也就大致可靠。这与归纳法是
有区别的。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虽然可能演变成简单归纳，但由于他的
结论在逻辑线索上与事实成单线推演，结论说明的就是事实本身，而不
是别的。结论实际上也包含在事实之内。实际上，从思维范畴上，它是
一种证据演绎。它没有归纳过程。此可作为一例说明在这个方向，知识
增长的特点。
例二，《红楼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曾两度成为瞩目的中
心。如果说二十年代前，《红楼梦》研究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的话，那
么，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
楼梦辩》，则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方法上熔进西
方现代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思维框架，结合古典文学的实际材料，实际上
开了红学的社会派批评研究之先河，王、胡、俞等人的成就在红学史上
至少是个标志线。它们说明：人文科学的知识增长可以随着学术视点的
不同而构成某一特定的阶段。当然，这种研究视界的变换是可以界定的，
而不是随意的。它有学术上的方法意识渗透在内，当然，在研究上还称
不上自觉的逻辑方式的构架在其中起作用。
这里要特别指出，红学研究中的以王、胡、俞等人为代表的新派，
是不同于象《水浒》研究中不同观点的对立的，关于《水浒》主题究竟
是什么？这样的学术课题，由于缺乏根本的方法共识，在思维层次相同
相近的情况下，经验归纳倾向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如关于《水浒》
的主题，分别有“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论”，“市民论”，等等，
鉴于上述各有证据，又各有明显的漏洞，随后又出现“包溶说”。简单
回顾《水浒》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会对知识增长问题产生十分强烈的新
的感受：在这里，所谓“新”观点的提出其实是老问题的重复，并没有
在学理上提供任何知识增长的要素。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在作出的有限
的事实中见到，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的逻辑去构架。实际上，《水
浒》研究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标志着学术研究的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后者虽然并不太逻辑化，但毕竟是基本思维方式的转向，而《水浒》的
情况恰恰相反。
成功的研究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但从当代中国文学界而言，我们
十分遗憾地看到，具有明晰思维逻辑构架的研究实在太少。四十年来，
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文艺学方式没有成为我们研究的主流，而且，有
限的移植也是不成功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来
讲，我们是有理由提出逻辑化的要求的。可惜，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太
少太少，美学的与逻辑的统一，社会的与历史的统一，究竟以怎样的逻
辑形式出现？我们并不知道。语录式的引用和对号入座式的批评仍是非
常流行。无疑，在文学研究上已到了某种思维的临界状态：不朝前去，
那么，处在负增长状态上的研究还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在西方思维史上，狄尔泰、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现代解释
学者也都提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般区分问题，并试图从中找出
人文科学的特有规律。但他们大多从文化哲学的立场提出人文问题，卡
西尔甚至提出“符号”论来抹平它们之间的鸿沟。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
已超出他们的视野。在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加工过程中，现代思维科学关
注着主体的反映结构和过程。这个过程在最高的抽象上是具有同一性
的，而不是可以作根本区分的，过去的常见的说法是存在形象思维与逻
辑思维之分，而现代思维科学已可以求证，包含两者的同一性是存在的。
上述分析揭示了在所谓的人文“科学”研究过程中缺乏逻辑与低于人类
思维科学水平的“研究现状”，现在则到了需要根本改变的时候了。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人们熟悉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
的讨论，将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思维状态作了区分，从这个区别看，那么，
人文科学研究无疑属于“逻辑思维”；但是，人文学者往往又强调它的
“人文性”而不愿重视它的科学性，这显然与“逻辑思维”特性形成悖
论，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