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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内涵，都会影响它的评价。但由此就可以使人文科学成为任意解释的
东西吗？就可以使它成为真正的无权威性的游牧场吗？如果客观地、尊
重历史地看问题，在大致相同的研究路向上，知识增长的标志是以新概
念、新范畴的提出，甚至是以新的思维框架的提出为标志的。以伽达默
尔的解释学美学为例。本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解释学美学在回答审美理
解何以可能时，创造性地在理解者与“艺术本文”之间设置了一系列的
思维矫正器（或曰思维的拐杖），如“合法偏见”、“传统”、“时间
距离”、“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这种科学主义色彩极其
浓厚的智力设置，使主客体之间的行程变得复杂，从而也更真实了。这
一系列范畴在历史发展座标上，当然有它的前瞻性。比之亚里士多德的
“模仿”，康德的“无目的的合同的性”，黑格尔的“显现”。。，它
至少是一种有差异的，能深化问题本身的概念和范畴链。于是，不管你
是否认可，伽达默尔以解释学原则对美学与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就可
以是确切无疑的了。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每篇论文都应有伽达默尔式的独创。暂时做不
到这一点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至少应当在研究论文中高度体现方法意
识。只有当思维明晰时，论述的问题本身才能算是明晰的。所以，不要
误会我们上述阐述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空想。问题的全部意
义在于应当力求确立一种信念：文学研究以“知识增长”为尺度的科学
精神，是每个研究者应该努力去追求的。
2。文学研究论文的一般模式与它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领域的划
出，无疑是学科推进的前提。把“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它的根
本弱点的暴露。我们只要从思维角度做一个有心人，对已发表的文学研
究论文作一番研究，而且不管它打着什么牌子，就可以发现思维模式有
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文学研究论文透出这样一种规律，在思维手段上，
大致有两种倾向：①有限材料的归纳法。对某一个问题，如文学史上的
某个现象，某个作家，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所能掌握的有限材料作出结
论。而所谓材料的全面性其实往往是一种自我欺骗。极端的是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也颇能说明问题；②从某一命题出发
的演绎法。在论题本身的系统内，由于演绎法的自身逻辑的合理性，使
某种问题的论证显得颇有说服力。如对艺术的非功利性的论证往往采用
这种先验演绎主义。但一旦对其出发命题发生怀疑，其全部结论的真实
性就颇为可疑的了。
能标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的增长”的文学研究，到底内含着什么
样的规律，我们放到后面去讨论。在这里，诚实的态度是先解剖我们面
对的用简单思维手段，用最省力气的习以为常的办法制造出来的“论
文”。对这些论文的自以为是、自我满足、没有丝毫危机感甚至让这些
心态习以为常地形成一种文化人格，已经或正在危害着当代中国的人文
研究。而最可悲的是，事实上在这种陈旧的前科学的特殊方法之上，都
被我们冠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冠之以“历史的与逻
辑的统一”等辉煌的名词。历史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在文学界根本就
是不甚了了。这一切均在模糊之中。一次次的重复（研究方法上的重复，
结论上的重复），对科学研究来讲，都是不可原谅的智力浪费。
所谓文学研究中的归纳思维，就是指在掌握一定材料基础上的提
炼。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思维类型。在这种思维类型下，高
手与新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体现在对材料的掌握的多少和熟悉程度上。要
否认在研究中采用归纳法，在目前中国文学界来讲，如同引爆一颗原子
弹。没有别的思维类型更为中国的文学界熟悉了。失去它就会有一种“真
空”。但是，归纳法已经具有自己的历史。它的古老的形态与新生的含
义之间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归纳思维的萌芽，在西方最早是由苏格拉底
提出来的。柏拉图开始把它运用于科学认识。亚里士多德把归纳法确立
为与演绎推理并列的科学认识的逻辑方法，伊壁鸠鲁学派则进一步提出
科学归纳法。最简便地讲，古典归纳的意思就是：通过不断举实例（个
别的东西）和修改临时的定义的过程得出定义（普遍的东西）＇1＇。
尽管亚里士多德是古典归纳法的始作俑者，他甚至区分了简单枚举
归纳与完全归纳的区别，但是，他却认为归纳法不是证明的工具＇2＇。那
么，归纳法在证明中有什么作用呢？亚里士多德猜测到了它与演绎原理
的内在关联，指出，在证明过程中第一原理是靠归纳得出的＇3＇。我以为，
在我们文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对归纳法的应用基本上保留在古典水平
上。以枚举—证明的方法获得结论。但归纳法本身即使在培根时代，也
有较复杂的形式，培根提出九种方法对上述归纳进行补充。其一是提出：
“享有优先权的事例”要进行先行排除，这些事例共有二十七种，如单
独的事例，极限的事例等等＇4＇。培根认为，从事例中排除这些不足以说
明本质的异常性，归纳法在实验的基础上就可以纳入科学的轨道了。
但是，从有限的事实怎么能说明普遍性呢？
爱因斯坦敏锐地指出，牛顿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整个近代科学时期大
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在于错误地认为，基础概
念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的基本概
念”。当然，爱因斯坦极端重视经验与基本概念的关系，它明确指出，
“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
论思维的真理性。”＇5＇当然，我们更知道卡尔·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评
了。他们共同的讨论是：
个别经验对于发现基本原理是没有用的。
甚至在培根，也不允许以普通的事例一下子上升到普通理论的高
度。他明确地写道：“不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子跳到和飞到遥远
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去。”
在这里大谈科学哲学与现代逻辑思维的演进是不合适的，文学究竟
是文学；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在文学研究中，主体思维的构成与上述问
题有什么根本不同之处。我们也不要举多少例子来说明经验归纳在文学
研究中的普遍性了。指出这一点关系到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哲学参照。虽
然，在文学界有许多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参照现代逻辑学、哲学、思维科
学进行思维的现象，但有一扇大门却是敞开着：人们公开地声明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化实在是个危险。因为在科学大旗下的悄悄的习以
为常的回归经验，实在是既保险又省力的事情。
文学研究中的枚举归纳以及随这种枚举归纳而来的简单的演绎，都
与中国文学界的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密切相关。这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
种文学研究的正常途径。＇6＇但是，如果把这种思维状况称之为“经验思
维”，并认为这是人类认识客体的“完善的范式”的话，那就失之偏颇
了。通过枚举归纳得出的综合确实包含着某种普遍性，甚至包含着某种
必然性（概念、判断、推理，或一定的表象、命题、公式等。）这是因
为没有这类因素，认识就不能成立。＇7＇但是，这不是在完整的思维行程
走完以后的普遍性。在文学研究中，凡是沉浸在这种经验方式中的研究
结果，其表达过程总是十分简单的，并且，由于事实上没有完全归纳的
方法。因此，这种研究的结论不免漏洞百出，捉襟见肘。这在当代文学
研究论文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了。正是这种常见的经验型操作，形成
了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中很特殊的证明——反驳过程。不同观点的证明与
反驳都是以所谓确切的材料为依据——正好落入古典归纳主义的巢穴。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文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何而来呢？
3。“著书不立说”已成为学术界某些明智人士反思的课题。这一学
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说明了研究工作中对科学精神的某种程度上的
漠视，以及由于科学评介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弊端。从反思经验论倾向
的、工场手工业式操作的研究状态看，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的发扬有必
要从理论上确定某种规范：即建立判定知识增长的一般范型。
大量的文学研究论文与著作（包括企图创立体系的著作）从著作个
人的写作动机来说，都是企图创“新”的。但由于在我国文学研究界不
存在一套规范的信息检验系统与权威的评判程序，对创“新”者的主观
努力与他表达的实际成果的评介和检验，往往带有极偶然和随意的因
素，这显然不利于文学研究的科学进展。
我们不要将眼光放得太远，只要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这里偏重于
文艺理论）现状就可以得出必要的教训了。这里举三例说明虽然造成社
会轰动效应但从知识的角度看却是负增长的情况。
例一、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实际上对哲学漠视的和陌生的中国文学
界总是非常敏感，关于主体性问题就是一例。在哲学史上，主体、主体
性并不是可能引起如此轰动的题目。康德哲学是近代认识论中强调主体
性的一个启端。在反对“白板式”思维的洛克和只有主体的莱布尼茨之
后，康德至少道出了思维主体的某种优越和主动性。由此发端，现代哲
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问题的研究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