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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教化哲学两种不同的哲学。前者适合于知识论，后者适合于阐释
学，二者之间以是否可以通约划出明显的界限。在界限的一边，是正常
的话语，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反常的话语。“伟大的系统哲学家是建
设性的，并提供着论证。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反动性的，并提供着讽语、
谐语与警句。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对其施以反作用的时代成为过去，他
们的著作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是特意要留在外围的。伟大的系统哲学家
像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为
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摧毁。”＇21＇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中都有这样一批
无法用一定的系统或规范来为他们定位的教化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
帕斯卡、尼采、海德格尔等等。这些自我放逐在主流学术之外，难以用
规范来界定他们的哲人，也许代表着人文学科这一叙事知识最具魅力的
属性。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认识了学术规范化的意义及其它的合理性限
度，我们就可以在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之中保持一种优美的张力，
从而在建构不同层面和话语之学术规范的时候，使这些规范所赖以存在
的研究范式具有开放的、动态的和多元的性质，并为不同范式之间的对
话和竞争提供必要的形式化可能性条件。这，大概就是我们开展学术规
范讨论的部分目标所在。
注释
＇1＇许纪霖：《本土化的理论误区》，《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秋季号。
＇2＇关于本质主义清算的问题，参见许纪霖：《探究沉默状态中的思想预设》，《中国书评》，
1995 年7 月（总第6 期）。
＇3＇ 维特根斯坦：《哲学探究》，参见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第14章，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4＇ 参见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舒炜光、邱仁
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5＇ 参见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与美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Quenrin Skinner 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香港
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 年版；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6＇ 参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章第3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7＇ 参见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 258—264。
＇8＇ 转引自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页196。
＇9＇关于独白与对话的问题，参见许纪霖：《后现代：独白还是对话？》，《上海文化》，
1995 年第4 期。
＇10＇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哲学与自然之境》，北京
三联书店1987 年版。
＇11＇同注＇6＇，第2 章。
＇12＇参见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第12 章；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
方科学哲学述评》，第3 章第4 节。
＇13＇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参见 Quentin Skinner：《人文科学中理论的复归》，
页113－114。
＇14＇ 参见童世骏：《非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波普和哈贝马斯合理性之比较》，《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2 期。
＇15＇ 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页78。
＇16＇ 参见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页181。
＇17＇ 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8＇ 同注＇6＇。
＇19＇ 参见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180—184。
＇21＇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版，页322。
学术规则：传统的自律到转型的他律
陈来
关于学术的规范化问题，在最基本的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了解：第
一，有关建立社会科学的规范或规则，促进学术的规范化的提法，从提
出者的角度来看，不是要谋求某种学术以外的特殊权利，并不代表特殊
集团的社会利益，更与意识形态意义的宰制功能无关，因而也就根本无
所谓“文化霸权”的问题。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提法基本上是希望在中国
学术界能够实践，能够推广在世界学术领域所通行的那些规则，特别是
形式方面的规则。第二，形式的规则特别注重禁遏学术论著中的剽窃和
抄袭，此种规范古亦有之，但现代学术的形式规则的背后寓涵着传统所
没有的观念，这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这种观念是近代历史总
体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于知识产权观念的学术形式规
则的强调，与经济领域的工商业相关法律的建立与实施一样，是社会现
代化的表现。第三，学术规则的强调不仅具有观念的基础和性质，在功
能的意义上说，是为了保证学术的有效增长。如果对同一类问题的研究
不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前进，而流于大量的重复，学术能量与学术
资源的运用就是浪费，是没有知识增长效益的。因此，目前的学术规范
化与经济领域里提倡效益原则是一致的。第四，目前大家都不满的学术
行为的失范，有一部分和旧的体制有关。在50 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整
个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过分强调批判性，弱化了研究内容的学术性与形式
的规范性，忽视了文化、理论领域知识的有效增长；又由于旧体制自身
形成了一套运作的具体条件和限制，更由于编辑人员不能深入学术，使
得体制内的学术园地难以对学术失范行为进行有效清理。比如，一个杂
志的版面是有限定的，编辑就常常会要求作者减少注释，甚至认为注释
是为了多得稿费，而刊登批评要考虑许多非学术因素，等等。九十年代，
学者自筹经费办学术刊物，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现有体制未尝不
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促进。
我自己也许更重视文化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加强学术制品的
形式规则，规范学术行为，看起来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其意义决
非如此。我们现在所熟视的学术行为的失范，是整个社会转型中具有普
遍性的现象，是转型中整个文化失范的一部分，是现代化过程中整体文
化危机的一部分。文化失范不仅在涉及公众生活的领域十分突出，在教
育、艺术、学术领域也相当严重，如高等院校学生考试作弊风行，这在
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艺术创作人员的知识著作权纠纷，屡屡不断。
假学者把别人的论文编辑为自己的著作，居然堂而皇之地加以出版。这
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
的，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秩序。从行为和规则的角度来看，用伦理学
的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就是一个传统的自律变成一个转型的他律
的过程。文化的秩序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依靠道德的自律来维护和保持
的，传统的道德权威支撑着社会的规范与个人的良心。因此过去的道德
自律是传统文化整体氛围中所发生的功能。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传统失落了，失去支撑的传统文化体系七零八碎，新的规则和秩序机制
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了文化与行为的严重失范。现在所提倡的学术规则
也许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则，规则可能还是那些规则，问题在于要寻找到
一种新的规范机制，使得那些规则能够现实地范导学术，而这种新的规
范机制，在转型的条件下，必然是与传统自律所不同的他律形式。如剽
窃抄袭，古人是用道德来自律，但现在就必须发展一些新的外在的约束
形式，如独立的、严格的评价系统（像《中国书评》）。这个问题对整
个社会的转型都是有普遍意义的，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普遍
面临的问题，即在一个市场工商业与情欲功利急剧膨胀的发展过程中，
整个社会——文化的秩序怎样从一个旧的自律的机制走向新的他律的机
制，以便从混乱转变为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学术规则在内的规
范机制的转变，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来建立、
实现。当然，经过长期的新的他律的训练，有可能在将来养成在新的道
德观念体系基础之上的自律。
最后，对于社会科学规范化口号的疑问，主要是和研究范式的问题
有关。有可能受到质疑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狭义的或广义的
社会科学，是否存在形式规则以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
验显示出，无论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还是文、史、哲之间，或
社会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统一共认的范式。用科学哲学的话来说，在上
述各学科之间，存在着（至少在某个程度上的）“不可通约性”。从而，
对规范化的讨论可以伸展到哲学的许多方面。如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可以
被读解为一种与相对主义对立的客观主义立场，即在各个不同学科间可
以诉诸一些标准以确定一项研究的规范与否。而相对主义的立场则认
为，不存在这样的中心标准或范式，无法判定两个不同学科研究中的规
范问题。自从托马斯·库恩和彼得·温奇的著作引起的无数争论以来，
我们知道，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广泛而且难有结果。就各个学科内的研究
范式来说，在西方学界也是不断翻新，并无固定的。但西方已有的讨论
中可提供我们最重要的参考是，英美许多社会科学家把社会科学看成一
种与自然科学程度不同而种类相同的自然科学，认为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