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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史。竞争在科学史中并非是科学革命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
不同的科学纲领相互之间通过对话、讨论、辩驳，以推动科学的进步和
增长。＇11＇科学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费耶尔本德则以一种多元真理
论的知识立场强调，不同的范式都有自己认识上的真理和理论上的盲
点。所谓真理并非是通过经验的分析，而是通过理论的比较才发现的。
因此，不同范式之间的充分竞争是永远必要的。知识的发展不是一个趋
向理想观点的过程，而是各种理论同步增长的过程。通过对话和竞争，
每一种知识范式都迫使别的范式阐明得更清晰、完美一些。在科学史中，
所有的理论都对发展我们的心智能力作出了贡献。＇12＇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学术研究的元规范不复存在的背景下，
那些彼此之间不可通约的知识范式将如何沟通？有效沟通的可能性条件
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假设了一个实现“无障碍沟通”的
理想语言环境，即“三真（正）”原则：一是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
是真实的；二是真诚的，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听众；三是正当的，话
语应符合相应的社会规范。＇13＇尽管利奥塔和罗蒂都认为哈贝马斯仍在建
构另一种元叙事、元话语，但我们应该看到，哈贝马斯的这一语言沟通
规则与过去我们所常见的实质性的元规范不一样，它仅仅是在一种非经
验、非实质的形式化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有效性。就象康德为道德立法一
样，哈贝马斯为对话所立的法也是形式化、普遍化的，是一切有效性对
话得以进行的可能性条件。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沟通行动中这一理性
主义的规则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遵守的问题，只要我们进行讨论和对
话，就不得不承认对话过程中所蕴涵着的合理交往的理性规则。即使是
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在反驳理性主义的时候，他也预设了他所反对的理性
主义（程序理性主义）立场。理性主义的深厚基础就在于，如果有人想
通过辩论来反对理性主义，就会陷入“践履性矛盾”，即他反驳的东西
正是他反驳活动本身所假定的东西。＇14＇
哈贝马斯所假定的其实是不同的话语结构彼此之间交往必须遵守的
形式化的合理性有效规则。不同意哈贝马斯的罗蒂则在道德的意义上提
出了另一个合理性的规则，他指出：合理性在另外的意义上说“指的是
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
是一系列的道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
不是压服。。在‘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词与其说是指‘有
条理’不如说是指‘有教养’。”＇15＇显然，罗蒂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不同
范式之间对话的道德性规范。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仅仅与具体的研究范
式相关联，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普遍性的元规则，但
这并不意味着范式之间的对话、沟通和竞争过程之中就不存在着形式化
的合理性程序。哈贝马斯所设定的“无障碍沟通”的三项有效性要求，
正是在程序层面规定了范式之间交往的合理化规则，而罗蒂所强调的是
在此过程之中交往主体的道德规范。
四
学术规范既然只是与一定的知识范式相联系，那么，我们在从事自
己的学术研究时，遵循规范这一律令是否仍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限度？
卡尔纳普在讨论语言哲学时曾经对两类问题作过区分，一类是内部
问题，也就是存在于一个特定的语言分析框架内部的经验性问题，这类
问题是可以通过框架自身的规范运作加以解决的；另一类是外部问题，
它讨论的是框架自身是否存在的形而上问题，这类问题是注定无法真正
解决的。一个人选择何种框架仅仅是选择他的说话方式而已，我们对不
同的框架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它们之间相互竞争。＇16＇卡尔纳普的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提示我们，对于具体的经验问题之解决，我们必须在
一个特定的分析框架或范式之中严格遵循该框架的规则行事。而一旦问
题不再涉及到具体的经验，而是形而上的理论时，就不能再以特定的规
范自我束缚，而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态度，在不同的框架之间
进行比较，进而重新选择或调整自己的分析框架。
这是在对待不同问题的空间维度上遵循规范的合理限度，另一方
面，在学术研究过程本身的时间维度上，遵循规范也有其明确的边界条
件。在这一问题上，库恩的常规范式和科学革命理论作出了富有价值的
说明。当一个学者在应用特定的学术规范研究具体问题，发现在理论假
说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反常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危机时，就应该进行一
场范式的革命，及时地从对内部问题的关照转向对外部问题的注意，重
新审视自己的研究范式或分析框架，并作出新的选择。＇17＇
不过，一种分析框架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不是个别的反常就能引起
范式的危机。拉卡托斯在分析科学研究纲领时，指出研究纲领往往可以
通过调整“保护带”——次一级的理论以克服反常，而不一定动辄就要
对其硬核部分——元理论假设和分析规则进行革命。＇18＇不过，正如上文
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即对外部问题的思考，不是要等
到科学革命时期才考虑，而是一种常态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
学者，必须像库恩所说的在收敛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
张力”。＇19＇一方面，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在自身选定的框架范围之内解
决经验性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地超越既定的规范，通过与其它
框架的对话、比较和竞争，对外部问题即框架自身的合理性问题作形而
上的反思，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重
新选择新的框架。
五
在我们谈到学术规范的时候，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将社
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适当地加以区别。因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话语结
构、知识合法性以及语言游戏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曾经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科
学知识和叙事知识（人文知识）。按照他的看法，这是两种具有不同游
戏规则和合法性的知识类型。叙事知识的用法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模
式，它只能通过语言游戏来设立各种话语的合法性。只要在叙事者、聆
听着和指涉者三者之中占据叙事者的位置，就取得了话语的权威。一旦
三者的位置发生变化，游戏规则也随之改变。因此叙事知识的规则从来
就是不固定的、流变的。而本来作为叙事知识一部分的科学知识是一种
仅仅在专业行当中展开的语言游戏，它以能否重复验证为尺度去检验对
象，并作出指示性、真理性的陈述。因此科学知识以否证的方式不断地
推翻旧说，创立新说，以单一的标准去统一过去所有的话语。利奥塔认
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本来各有各的合法性、游戏规则和功能，是应该
同源并存的，但在现代西方却因为科学知识的过度扩张，以至于吞噬了
叙事知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叙事危机。＇20＇
自然，在中国的学术界，由于科学知识并未像西方那样成熟，因此，
不仅没有出现类似西方文化的叙事危机，反而仍然深受科学范式不发
达，学术研究不规范之苦。不过，指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人文知识）
的不同对于正在构建学术规范的中国学术界来说依然是必要的。诸如经
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因为受到了自然科学
方法论的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在部分意义上它们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的一
部分，成为具有完整的证实或证伪方法和分析体系的学科。强调社会科
学研究的规范性自然有其学科的意义。而对于诸如哲学、伦理学、宗教
学、历史学和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情形就有所不同。它们所面对
的问题并非如社会科学那样是实然世界的经验性问题，而是应然世界的
形而上问题，比如正义、幸福、善、美等等。显然，人文学科是无法用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来解决意义问题的，意义的问题只有通过阐释学
的方式才能得以解决。作为一种叙事知识，人文学科有着无穷无尽的、
不可通约的话语类型，它们有着各自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较难形
式化和抽象化，因为听、说、指三者的关系一旦置换，游戏规则也就随
之改变。而且，不同话语之间的认同也注定得不到确切的解决，只有通
过文本的互释和对话才能达到视界的融合。人文学科因为其话语形式具
有某种隐喻性，因此其学术规范的结构要比社会科学复杂得多，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只可意会，难以言状的。
不过，科学作为一种强势的知识，对古老的人文学科也进行了有力
的渗透。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在现代学术界也形成一种大趋势。无论在
哲学还是文史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以
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有合流的趋势。人文学科的体
系化、范式化和规则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仍应注意的是，作为
一种意义阐释的学问，人文学科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功能和性质，即
使在方法上部分被科学化、体系化了，仍应保留一部分其自身的阐释学
的性质。
罗蒂对于这一点就作过特别的强调。他认为，在哲学领域，有系统
哲学和教化哲学两种不同的哲学。前者适合于知识论，后者适合于阐释
学，二者之间以是否可以通约划出明显的界限。在界限的一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