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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中国书评》，1994 年总第二期，页15—28。
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
樊纲
这里的“再思考”，倒不是指笔者过去如何作过“思考”，现在要
来“重新思考”或“补充思考”，而是考虑到在我们中国的近代思想史
中，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化”与“中国传
统”的关系问题，关于“学习”、“借鉴”、“联系实际”等问题的讨
论，实在是太多、太久了，以至我们后人再来谈论这些问题，只能说自
己是在“再思考”，不能有任何“首创权”的奢望。
不过我这里想“再思考”的范围稍窄一些，只限于可以算作实证科
学范畴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那些领域，而不想涉及
通常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谈论的“人文学”（ the humanities）的诸多
领域。那些领域的问题应该说更复杂一些。
我还只想将自己的“再思考”，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经
济学。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真正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对
待，并由此出发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中国化”问题。
象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
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别。也象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
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
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为理性”的理论，关于
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
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论，
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关系的
理论，关于各利益集团相互冲突与公共选择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
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都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
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
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
的人所发现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
就不应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如果一些东西是由西方人最先发展起来
的，我们学习过就叫做“西化”，那也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没什
么不应该，没什么丢人的，就象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学习别人的东西
没什么可丢人的一样。
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
首先，就经济学的一般内容而言，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阶段，以及在这不同阶段上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同的“发展阶
段”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分析中就相当于不同的“限制条件”，
在这些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得出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结论”，自然
也就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比
如不同的“平等”观，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会
导致经济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和不
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具有不同的偏好
目标，人们想要“最大化”那个一般性目标函数即所谓的“幸福”（“效
用函数”）具有不同的内容，决定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再者，社会
是分成利益集团的（有的情况可称为“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是相
互冲突的，他们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捍卫自己的“阶
级利益”。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与其他一些科学也没有什么差别，比
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物理学原理造核电站服务于人类，也可以用同一些基
础理论来造原子弹杀害人类。当然，这不否定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
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
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布坎南语），但即便
如此，经济学家自己要先明确，社会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经济制度改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冲突各方的利益
更好地加以协调，防止因一方利益受到过多损害而导致激励不足或社会
动荡，使经济效率得以改进，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
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经济学，我想可以给经济学“现代化”、“中国
化”等等问题一个基本的解答，那不过就是学习与掌握一切人类已经发
展起来的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既包括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也包括我们中国
人自己发展起来的种种理论与分析方法，把它们应用到中国的具体条件
中来，它们自然也就具有了“中国化”的特征。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
的基础理论”，也不应该有“到处适用的实际对策”。
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
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
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
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
倒了的”论点。在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中，
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
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西方人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
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
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作法（以及具体的“政策流派”），
“借鉴”时就得多想想我们面临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
与方法，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具体条件肯定比“外人”更熟悉
得多，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
结论，包括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政策手段、具体发
展战略，并进而为经济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本身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只有只学“皮毛”的东西而没有学好、掌握好基础理论，才会发生“照
搬西方”或“下错药”的问题，而且才会总是老去请别人来“当顾问”，
自己总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
实现了基础理论的一般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
同时实现了具体应用意义上的“中国化”，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才能以中
国特色的东西，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科学，添加上更多新的东西。
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
——与樊纲先生商榷
崔之元
樊纲先生在《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经
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
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
＇1＇。
构建一种理论，追求其普遍性，是我所赞同的科学态度。但是追求
其普遍性，并不等于该理论已经有了普适性。在数学基础理论中，我们
还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们还
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
（paradigm）危机之中。所谓“范式”危机，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迫于日
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不再共同接受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
＇2＇下面几个案例，足以展示这一“范式”危机的严重性。
案例1。“行为理性”的含混
樊纲先生将“行为理性”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已发现越来越多种的“偏好序”，根本不能够用效
用函数来表达，如“字典式偏好序”就是其一。不能用效用函数表达的
偏好序，自然也无从“最大化”。这给将“行为理性”等同于“效用最
大化”的所谓“基础理论”带来极大混乱。
案例2。微观基础的动摇
樊纲先生提到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是“关于总需求与
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但总需求函数是建立
在个人需求函数基础上的，而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的研究工作则证明，
对个人需求函数限制（如连续性、零阶齐次性等）并不对总需求函数构
成限制，意即“一般均衡理论”是没有“微观基础”的。＇3＇这一深刻研
究成果，已使不少经济学家改行，不再从事“一般均衡理论”的无效研
究。
案例3。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
樊纲先生提到的又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是“关于制度形成
与演化的理论”。这自然使人想到他在其他论著中所推崇的科斯定理。
但是，“科斯定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著名的不完全信息经济学
创始人JosephStiglitz 教授（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直呼“科斯定理”
为“科斯谬误”。＇4＇“机制设计”理论的创始人 Leonid Hurwicz 最近
证明，即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下，科斯定理仍不成立；若要其成立，
则必须加以一个极强的限定，即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5＇这一
最新证明，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最多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
复。
案例4。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
上述三个案例，已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家对“基础理论”莫衷一是。
更能反映“范式”危机的，还有近年来日益涌现的“不可能性定理”。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Bengt Holmstrom 是“委托——代理”理论的
创始人，却证明了一条“不可能性定理”，团队的“纳什”努力均衡、
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该“不可能性定理”
的深刻含义是，不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