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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应当紧扣中国的历史与现
实，这一点毋庸赘言。因此，下面不妨先回顾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的提
出及发展。
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之主张始见于三、
四十年代，而以当时社会学家倡导尤力。中国社会学前辈学人吴文藻有
感于社会学长期作为知识文化市场上一种舶来品而不能扎根于中国土壤
的事实，明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其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
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
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
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
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由
吴氏推动、组织而编纂的《社会学丛刊》即是实践此一主张的一项有代
表性的成果。这段历史或可以视作“本土化”运动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
“本土化”运动第二阶段始于八十年代，且同样以社会学家为主力。
在大陆，社会学在被取消将近三十年之后重新恢复，其性格更趋实用化，
即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自觉地变成“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
服务的社会科学”（费孝通，1994）。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发展或如有
人所说乃是早先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所开创的中
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传统的继续（甘阳，1994），然而这种继
续在理论上是贫弱的。且不论对“本土化”问题作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八
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可能，社会学恢复伊始所取的姿态实有抑制理论思考
的一面。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在台湾进行的“本土化”问题讨论明显更
富有理论成效。在经过数年酝酿之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于1980
年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嗣后并出版了会议论
文集，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讨论（萧新煌，1986）。这些讨论不但
在空间上超出台湾而延展于香港、美国且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与反响，
而且相当自觉地和深入地审视了与“本土化”有关的诸多问题。我们今
天讨论“本土化”问题理应在此基础上进行。
这里先引述《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1982）一书编者关
于“中国化”的一般论说。“中国化”被认为在现阶段至少具有以下几
项目的与意义：“（一）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
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
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二）强调对中国社会的
重要与独特问题作系统性研究，以有效了解与解决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
人的各种实际问题。（三）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恢复其独立
性与批判力，以形成自尊自信的自我概念，维护健全的专业意识。（四）
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者能在研究工作上推陈出新，以对世界的社会
及行为科学提供独特的贡献，进而消除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过分西方化
（特别是美国化）的色彩，摆脱中国社会及行为科学在世界社会及行为
科学中的附庸地位。”（杨国枢、文崇一，1982）。把这段话与前引吴
文藻关于“中国化”的论说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完
全一致，比如，二者皆强调理论与事实的契合，都注重社会科学解决实
际问题的效用，都把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群视为“中国化”必有的
一项内容，而它们所要对治的病症，即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长期不融于
中国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等等，也在很
大程度上相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即无论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
的“本土化”运动，其中都包含有文化上反殖民主义的要求。这种所谓
“民族情绪”在西方文化霸权被从其内部动摇的八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
出。当然，这两次运动都不曾为狭隘的民族意识左右而变成民族情绪的
发泄，相反，它们都持守理性的立场，或对中国社会生活有深入的调查
与研究，或就“本土化”理念作细致的梳理与探讨，从而保证此一运动
得以健康发展。
以上对华语世界（主要是大陆和台湾）社会科学（主要以社会学为
代表）本土化运动作了简单回顾，现在的问题是，今天在这里继续“本
土化”问题之讨论是否有必要，若有，“本土化”之主张是否包含前述
论说中各主要之点，又是否越出其范围而有更深一层的意蕴，以及，这
里提出“本土化”主张会不会产生负面效用，如若可能，则此负面效用
都是什么，如何防止和对治。最后，回到本文题目，“规范化”问题缘
何提出，其与“本土化”主张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若有，是什么，
等等。
最近四十年里社会科学在大陆之特殊经历产生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是独特的。不过，就“本土化”问题
产生之背景而言，仍有许多问题是上述华语世界社会科学者过去和现在
所共同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这些地方，社会科学是西方舶来品。
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乃至替换社会科学只是强化而非改变了这一事实。这
固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本也是舶来品，同时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旦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立即沦为教条，它在社会科学研究里面造成的理论
与实际脱节只能更加严重。当然，完全受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
是否还能够被视为“社会科学”是大可怀疑的。进入八十年代，相对正
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恢复，但在长期的封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大大
落后于世界，于是有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和留洋热潮。这时，我们面对
的问题与当年吴文藻们和七十年代台湾学者想要解决的并无不同。一样
地生搬硬套，一样地食“洋”不化（最近的事例是以“后”为尚，从“后
现代”而“后”一切概念）。当然这只是引发“中国化”或“本土化”
主张的一种较为表面的现象。摆脱通过输出学术思想、方法、概念而实
施的西方文化霸权，最终获得学术地位上的独立与平等，也未尝不是“本
土化”运动的一项合理动机。只是，稍有不慎，这种合理动机也有可能
演成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而借“本土化”之名宣泄。盲目排外是一种
国人曾经有过而且处于某种情态之下容易产生的冲动，这种冲动既非理
性，危害亦显彰，这里可以不论。我想指出的毋宁是另外两种“负面效
用”。第一种可以名之为“族属的本土化”。属于这一类的人认为中国
的历史、文化及各种社会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有最真实的了解与
最真确的说明，所有外国的研究者无论怎样终是隔靴搔痒。这一类的看
法被R。Merton 概括地叫作“局内人说”（lnsider Doctrine），并予以
逻辑上的有力驳斥（转见金耀基，1982）。关于此类观点，这里也不拟
多谈，我只想指出，这种看法在我们周围就有，它貌似有理，实际不过
是狭隘民族心理的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罢了。第二种“负面效用”来自
上面提到的“合理动机”本身，具体说即是把“本土化”主要理解为反
对文化殖民主义或所谓西方文化霸权这样一种情形。这里我想指出的
是，过多强调“本土化”的这一内涵，可能遮蔽包含其中的知识论问题。
而事实上，“本土化”运动不但应当是社会学的，同时也应当是哲学的
（最近读到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那里把“本土化”
理解为一种研究上的认知态度，而且明言“本土化”的“核心任务是哲
学的”（叶启政，1994），真是深得我心。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社会科
学移植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理
论、学说、概念、范畴、方法、分类乃至术语都源于西方人的经验。这
里我所谓经验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它
是融合了特定历史、文化、价值和旨趣的积淀物，而由这里产生的知识
不可能是普遍的、恒定的，相反，它只可能是“地方性的”（C。Geertz
语）。指出这一点并非说只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如此，而是说所有关
于社会的知识皆如此。换言之，并没有一种方法或程序能够保证人们通
过“纯客观”的观察而获得完全的“事实”进而达致普遍有效的真理。
这种真理观原本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迷幻，人类知识发展的障碍，也是文
化殖民主义得以生存的一种条件。着眼于这一点，“本土化”的本义应
当就是关注己身经验，把一套关于社会的知识牢牢建立在此一经验的基
础之上。这一原则看似简单，实际包含一个复杂过程，它将引发一系列
不间断的省思、辨析和批判，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丢开已有的知识
体系去处理任何一种经验，而想要了解自己的经验又不能不借助于他人
的经验。这样，“本土化”同时也就包含了辨识知识之“地方性”的要
求。从建设性的方面来说，这种辨识乃是一种积极的和开放性的对话，
其目的不是排斥，而是了解以及在了解的基础上拓展不同人群共同拥有
的空间。这样一种“本土化”运动显然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它将一方
面同时容纳不同层次上的诸多目标，从社会调查方法的检验与改进到社
会科学知识范式的建构，另一方面吸收尽可能多的研究者，后者只是“浸
淫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熟悉中国语言游戏及生活形式的学者”（高承
恕，1982），而不必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人。事实上，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