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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义学派”pluralism）则广为分布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社科院美
国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和军界之中。如
果说前者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后者则是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具体操作部
门。
沈大为先生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论点，或“环境决定论”，决定
了“美帝”一书沿着“硬件”和“软件”这两条平行线进行描述，其中
“硬件”是中国的美国学界之构成以及部门和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软
件”则是指置身于这些具体部门中的人有关美国的言论及其规律。应该
说，沈大为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学界的结构性描述还是成功的（页8—9）。
尽管他对个别机构的具体职能或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之描述尚欠某种“微
调”（fine tuning），但在当代众多研究中国外交决策结构和功能的美
国学者中＇1＇，仍不失为最佳者。在这个意义上，沈大为对中国的美国学
界内部机制的描述，亦可推而广之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界的描
述。
二
问题似乎是出在“软件”上。尽管沈大为先生对中国的“美国通”
之观念的描述颇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他在对材料占有的广度方面，然
而沈先生的结论似乎有待商榷。沈大为的对中国的“美国通”们的“软
件”的基本判断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尽管中国的美国通们对美国的
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他们对美国的认识仍是肤浅的（shallow）和严
重曲解的（seriously distorted）。即便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对
美国问题的分析亦欠贴切和成熟（subtlety and sophistication）。“除
个别人以外，中国的美国问题观察家们对美国不很了解”。在政策层面
上，由于中国的美国通们对美国知之甚少，造成了中国方面对美认识的
相当程度的断层（a significantperceptual gap）。而这势必导致未来
中美关系继续动荡不定（页41）。
对于沈大为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仅提出若干商榷之点。
首先，在如何解释中国美国学学者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
克思主义学派”的共存和矛盾的问题上，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按
照沈大为先生的说法，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是最为实际的，
而研究所里一些学者的工作则是用马列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解释
和分析有关美国的事实，他们之中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心悦诚服
而非口是心非（页285…287）。应该说，包括沈大为在内的任何中国问题
观察家，根据中国的“美国通”们现有的公开发表的见解（articu…latedperceptions）作出的如此结论，是不足为怪的。中国官方发表的有关美
国问题的言论无疑带有相当程度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
这种倾向性完全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或
者可能是二者兼有。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看，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也
往往包含着和服务于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1950 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前
中国官方对美国方面的言辞既有强烈的谴责，也包含严重的警告，提醒
美方不要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的安全。然而美方对此不屑一顾，认为
是中方的“宣传”，继续北进，从而导致中国参战，中美关系由此“冻
结”二十年之久。同样，1962 年的中印边境之战和1979 年的中越冲突之
前，中国官方的“宣传”中亦不乏实实在在的警告。美国学者AllenWhiting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使用武力的若干研究中，都注意到中
国方面这种“先礼后兵”的规律＇2＇。显然，把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动荡
不定归结为中国的美国通们“意识形态化”的言辞，是有失偏颇的。
进一步讲，沈大为先生把“意识形态”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恐
怕是过于狭窄了。一般说来，任何政治文化中有系统的、反映价值观主
流的观念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美国人崇尚的
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美国人
民是坚信不疑的。如果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所作的广义的解释成立的
话，那么中国的美国通们中的国家主义派和多元论者的言论也应属于意
识形态化范畴，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论来分析美国罢
了。把美国或西方多元主义和自由派观念以外的其他政体或文化归结为
意识形态化或非客观，这至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延伸，其客观性是
要打折扣的。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无客观性而言。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
发展所产生的实证主义（empiric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都
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不断借鉴自然科学中有控的实验方法（controlledexperimentation）、不断扬弃和克服古希腊政治哲学中主观价值判断因
素的过程。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是大大加强了。然而
人非草木，受大脑控制的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活动与有规律的纯自然的和
机械的运动毕竟有质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
性和社会性。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复杂和充满随
机性，而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又使人们往往对同一事
物作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完全地和机械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
究人的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把社会科学引入歧途。早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西方政治学界一些人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3＇有人甚至认为，社
会科学家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价值观点的影响而达到纯客观的境地。从
这个意义上说，沈大为先生对中国的美国通们所下的结论也是以西方价
值观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化的论点。
上面所谈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问题，也许对沈大为先生的相对
狭窄的定义过分挑剔了，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在中国的美
国通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二者犹如
泾渭之分？他们之间有无认识上的或方法论方面的中间或“灰色”地带？
对此，沈大为先生并未明确说明。依笔者之管见，在中国的美国通中，
两种人都有，但美国通中并非只有这两种人。更多的美国通们也许是介
于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一些人既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也通过不断的再了解、再学习、再认识，对美国有了新的或不同的认识。
如果我们接受人类有能力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的论点的话，
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通们对美国的认
识实际上是在不断演进之中。根据笔者的经验，学院派中不乏所谓“非
马克思主义者”；而沈大为所说的以国家主义和多元论为主流的对美政
策制定单位中，更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美国通们所处的不同
单位，并不完全会对他们的认识产生“一刀切”的效果。而沈大为先生
对中国的美国通们以单位为基础的分类，恰恰给人以“一刀切”的感觉。
那么怎样解释沈大为先生所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美国通呢？也许实
际情况并不复杂。政策制定和执行单位是“务实”，而研究和教学单位
是“务虚”。这也许可以用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政
策来解释。从整体上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解释美国政治、经济外
交和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对美国采取现实主义
的解释和政策。
三
中美关系动荡不定之根本原因是什么？沈大为先生并未言明。对
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共同的观点似乎是，中美关系中的变
量是复杂的。中国方面对美国的认识的差距充其量是众多必要因素
（necessary condition）之一，而非充足因素（sufficient condition）。
依笔者之见，历史上决定中美关系动荡的外部即客观因素，似乎是主要
的。由于冷战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在建国前后打开中美关系的努力未能
奏效，转而全面倒向苏联。中美双方虽然对朝鲜战争的最初起因均无责
任，但美国方面在仁川登陆以后不顾中方一再警告，试图占领朝鲜全境
的尝试，使得中美兵戎相交，成为不共戴天之敌。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
越南战争之真正目的，乃是遏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
由于美国方面完全以冷战和意识形态的观念看待中国，使美国的外交决
策者忽视了中国内战中的人心背向，更对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显而
易见的分歧缺乏长远和客观的认识。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领导层中现实
主义者执政，才摆脱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至上的局面，对中国采
取了对美国根本利益有利的务实策略。
从广义上讲，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政策普遍欠缺敏感和分寸。弱
小一方认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强大一方看来可能是不足挂齿。美国对
华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中都有此种倾向，中国传统的对待周邻小国的态
度亦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波动与中方的认识上的差
距没有关系。笔者仅认为应该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微妙复杂且极不
稳定的双边关系。
四
以上对《美帝》一书的看法，并非要抹杀该书的成就。从方法论方
面看，《美帝》一书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外交的最新一代的研究方法和结
果。为了有所对比，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沿革与
发展，粗粗分来，西方研究中国外交可以分为“三代”“七流派”。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领域中出现了以传统…历史学
派（Traditional…history school），毛主义学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