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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根据地招致失败。＇5＇此种观点简单化的缺陷十分明显，因而，不久
就受到新的论著的挑战。＇6＇
七、八年代研究的深入首先表现在作者们试图摆脱简单化的模式套
用，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材料，侧重的也不再是一般表象的描述，而是对
具体运作方式、过程的探讨，同时强调进行区域性的不同根据地之间的
比较研究。 Mark Selden 的The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atsuya Kataoka 的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munist and the SecondUnited Front，Elizabath J。Perry 的Rebelsand Revolutionariesin North China：1845—1945，Chen Yung…fa 的
Making Revolu…tion：The 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 等，都属于这样的研究，在结论上这些著作不同程度
地继承了以往的各种观点，但都力图采用更为综合的解释方式。1989 年
Martford 等人的论文集出版，可以说是对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根据地研
究作了一个总结。
另一方面，学者们更多地将中国革命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考察，
以便求得对革命的一般规律及中国特色的理解。各派农民学理论也纷纷
被引入研究过程。重要的著作有Jeffery M。Paige 的AgrarianRevolution：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James C。Scott 的TheMoral Economy of the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Southeast Asia，Theda Skocpol
的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and China。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期，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村
本身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Philip C。C。Huang 从社会经济角度，
Prasenjit Duara 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影响较大，两人都强
调近代中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基于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具体
事实去研究中国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
理论。
然而必须指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所有研究，都很少能够免受
来自两方面因素的强烈制约。首先，从冷战到缓和的国际局势变化的影
响是难以摆脱的，在此期间，波及全球的革命浪潮逐渐减退，经过暴力
革命的新生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问题。对于中国而
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结果，恐怕是影响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最
重要的因素。因此，国家与社会、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现代化等种种
概念假设统统都被学者们移植进对于革命问题的研究，自然也包含个人
的信仰与感情变化。其次，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除了更经常地引证世
界历史中的革命进行比较之外，学者们还受到研究材料上的局限。从
Johnson 到Chen Yung…fa 等许多研究抗战时期根据地历史的学者，都大
量使用了战时日军收集的材料，造成这种现象当然有中国国内在档案制
度和资料整理上存在缺陷的原因，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日军收集的资
料虽然保存了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件，其分析报告又主要是为了决
策者参考而非宣传品，可是其对材料的编排取舍上，从来都是把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外在的竞争对手加以处理的，＇7＇这不能不影响研究者观察
的客观程度。 Philip Huang 和Duara 的研究的主要材料为日本满铁调查
部战时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这批材料目前被广泛用于中国农村经济史、
社会史的研究，也有人曾对这批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过疑问，而且也
开展了一些为印证真伪进行的跟踪调查，本文不准备就材料本身进行讨
论，只不过是想要说明，调查对华北事变后中国农村的政治动向基本上
未能给予反映。
《乡村》一书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产生的。著者明确宣称该
书是建立在强调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改革两者的优点之上，以便保持更
宽阔的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则继承了强调区域研究的传统，又试图打破
材料上的限制，以亲身调查近代以来一个村庄历史变迁的微型研究作为
整体研究的基础。通常西方学者更推重微观的社会研究，而中国学者则
多喜作宏观的泛论，尽管两者的完美结合是学人刻意追求的目标，但在
实际研究中却很难兼顾，而《乡村》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与宏观
相结合的最新研究实例。另外，著者还试图扭转一些以往的根据地区域
研究的偏向，由多侧重于对重大方针政策及精英行为的分析，转向对丰
富的农民家庭传统和文化，以及由农民自己表述的价值观和情感的研
究。遗憾的是，最后的研究成果与著者的本来愿望多少是有些相悖的。
《乡村》研究的村庄是位于冀中平原上的饶阳县五公村。著者选点
的条件是：（1）当地农民语言接近于标准的普通话，以便著者可以在不
要翻译的情况下独立工作；（2）村庄地理位置既要接近城市，又要接近
有革命军队生活的山区，以便能够同时考察近代经济与革命的影响；（3）。。
早在1949 年前就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地区，以便尽量减少当代政治对历
史解释的影响，并为研究提供直接的材料和佐证。选中华北并不是偶然
的，因为那里是最好的观察中国革命及其影响的地区，＇8＇又有定县调查、
满铁调查等研究基础。选择五公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接待部门推荐的
结果，但五公村各方面的条件是基本符合著者要求的，该村有耿长锁这
样一位著名的英雄模范，是一个农民由抗战时期的自发合作走向苏式集
体化道路的典型，依照英雄典型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以五公村来
反映革命对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造，其代表性是可以成立的。
调查工作始于1978 年5 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批美国社会科学家得
以到实地对中国农村进行系统调查，此事本身就是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和国际局势日益缓和的产物，在以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就中国而言，
在著者完成整个调查研究工作的1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1980 年起，地方当
局就不再对采访对象加以有选择的限制，也不再试图为采访确定一个统
一的调子。著者的采访名单上在各级党政干部、英雄模范、积极分子、
旧的剥削者和新的富裕户之外，还增加了修女、道士、犯罪分子、下台
干部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历磨难的小人物，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深
入，有可能接触到的材料也越来越多。可以想象，能够亲身经历这个变
革过程，体察同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复杂感情变化，倾听他们用不同
的语言来评述同一历史进程，无疑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难得的个人
经验。
此外，《乡村》著者们严谨、慎密、合作的学风，也是值得称道的。
在着手此项研究之前，主要著者都已颇有成就，但是，他们的调查并没
有采用外国学者常用的依靠助手收集资料的方法，或只是一个短期的蜻
蜓点水式的实地考察，更不是由几人草草拼凑一部论著。《乡村》一书
仅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就耗费了10 年之多，其间著者对中国进行了12
次访问，与数百名官员和村民进行了数千小时的谈话与讨论，收集了各
类地方报刊、广播稿、书籍、论文以及部分档案，除五公村之外还对附
近的几个村及市镇进行了调查，并利用了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料收藏。
在写作上，整本著作浑然一体，说明了著者从构思到最后完成的密切合
作。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乡村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机构不断地向乡村
渗透，乡村中旧有组织和自治方式被打破，从而使得乡村的发展越来越
依赖于国家的控制与推动。实际上，这是最流行的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解释理论。《乡村》一书的基点也放诸于此：即新的国家领导
人如何在革命时期将革命理想导入农村社会，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
社会，以及此种变革如何促进了农村社区、家庭的进一步分化。很明显，
这里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家极力控制农村，以求
获得维持统治，或抵御外来侵略，或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人力与财富资源；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于国家工业化的推动。
所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是著者真正关心的目标所
在，这个网络上自国家、省、地区的党政军组织以至整个国际秩序，下
达县、乡镇、村庄、宗族和家庭，内容涉及职业、投资、技术、交通、
通讯、医疗、教育、宗教等范畴，以及隐匿在各种关联之中的看不见的
因素。他们试图在通俗文化、家庭、农村发展与国家意识形态、指令型
经济、政治历史这两个世界之间架通一座桥梁。因此，著者将研究焦点
确定为：（1）党政领导层的推动作用；（2）传统文化的延续；（3）近
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4）20 世纪以来的战争动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其用意十分清楚，第一项是变革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推动
力量，第二、三项是农村社会对变革的回应，最后则是变革的背景及其
后果。研究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20 多年的历史。
《乡村》著者赞同许多学术著作中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存
在一种长期制度性危机的判断，倾向于更接近PhilipHuang 和Kang Chao
的观点。两人都把危机的首因归之于中国农村中特有的人地矛盾，“过
密化”（Involution）则是危机的特色。＇9＇
引发中国革命的另外两大原因被认为是